公司的投资人也同步对崔丽丽进行劝说和威胁。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3年11月，有股东曾劝她，要以大局为重。“还是要以公司利益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响。任何公司，最难的都是一把手，太难了。”

一个半小时后，上述股东再次发消息，“公司层面，要感谢你对公司的勤勉付出。股东层面，大都是资本圈的玩家，利益至上……拭目以待啦。”



公司股东劝说崔丽丽以公司利益为重

崔丽丽仍然是不妥协。“我一直吊着那股劲，我觉得我不能被他们这么给打败。”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位细心的检察官，在2023年11月，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帮助她找到了关键证据。

2024年4月2日，钱军被判犯强奸罪，处有期徒刑4年，赔偿崔丽丽经济损失3000元。

这一天，崔丽丽一个人在家里，得知了判决结果，她激动地瘫坐在地上，哭了一个下午。直到晚上丈夫回家，她平静地告诉了吴东判决结果。

当时的吴东以为，生活终于要回归平静了。

03

代价

此前从未承认发生关系的钱军没有再上诉，判决生效了。

性侵事件的影响却没有随之结束，崔丽丽开始陷入一个更大的漩涡中。这一次，没有类似公检法的强力部门能够帮助她了，而她的丈夫吴东，也曾感到无法理解她。

庭审期间，崔丽丽已经显得恍惚，2023年冬的一天，她在路上不小心摔倒，摔断了左手，无法亲自出庭作证。

办案检察官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崔丽丽的压力，他告诉《方圆》，“此案发生在公司上下级之间，从案发到判决，被告人都拒不认罪，甚至往被害女性身上泼了很多脏水，让她在已经受到心理创伤的时候背负骂名，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行为实在是恶劣。”

2024年4月，胜诉的判决书，不但没让崔丽丽感到高兴，反而让她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结果将钱军钉在了耻辱柱上，也让失去当晚记忆的崔丽丽像被判了刑一样耻辱。

她很难向他人解释，这样的耻辱感如何成立、如何折磨。吴东记得她当时的状态，整天闷在房间里，像个偏执狂，“脑子里只想着（如何复仇）这一件事”。自从被老板性侵后，每当崔丽丽情绪激动、濒临崩溃时，吴东是那个默默陪伴，给她出主意的人。

但这次，他也有点无法理解她了。崔丽丽记得，两人在此后爆发了一次最激烈的争吵。那是在2024年6月。当时，一家美国企业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考虑到了自己仍想继续抗争，以及还没恢复的精神状态，她拒绝了。

吴东对她的抉择感到很不解。过往的相处让他以为，妻子作为曾经的女强人，渴望早日回到职场。

“现在已经跟3月份的我完全不一样了，只不过你不知道。”崔丽丽情绪激动地说道。吴东表达不理解后，她说：“对于我来说区别很大。我走到哪都是个被强奸的女人，我被打上了这样的一个烙印。”

“他就说我愚昧，他说在他的心里，（不管）被强奸还是没被强奸，你还是你。”崔丽丽回忆。

但吴东也清楚，即使理性主义多么占优，一切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他回忆，自2023年9月至今，妻子的状态起伏不定，“比较混乱”，时而愤怒，时而抑郁，时而好转。



崔丽丽在心理门诊就诊

性侵案件发生在熟人之间，妻子于是无法信任周围环境。从前热情开朗、爱组局的她不见了，她变得爱窝在家里，每天研究各类性侵案子。

崔丽丽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以前，她一个人走南闯北，从没害怕过什么。现在，她长期在家里呆着，知道了吸尘器应该如何倒灰，连马桶怎么拧螺丝都知道。

职场、同事、朋友……曾经给予她滋养与力量的“外部世界”，突然变得不一样，不可信任。她被放在了一个大的对立关系中，而她只孤身一人，处在孤独的另一边。

“一种很无奈的感觉。每天还是没有希望。”一贯理性的吴东评价说，“这个事对她影响太大了，每天总要面对崩溃的时刻。”

04

唯一的路

在丈夫的劝说下，2024年4月23日，崔丽丽哭哭啼啼地走进了天津市安定医院。医生诊断认为，她不是得了抑郁症，而是得了创伤应激障碍，俗称PTSD。从此，崔丽丽每周二拿药、周五找医生问诊，吴东都陪在她身边，自己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崔丽丽这才理解，为什么她变得连地铁、高铁都不敢搭，看到街道上的“酒店”二字就害怕。采访期间，她与记者一起搭电梯，看到有一位男性进入，后来她说，她不自主地想到“这个人会不会突然伤害我们？如果是你一个人搭电梯，他会不会伤害你？

这样的状态让她无法出外工作，家里近一年没太多收入。

要负起责任的，不应该只是钱军一个人。

早在性侵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崔丽丽就认为，自己受到的侵害属于工作范围内的事，公司也有责任。她希望自己的事能被认定成工伤。

她有简单的法律常识，知道工伤认定的首要条件是“三工”，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她认为自己都符合。2023年12月，等待判决期间，她开始打各类热线电话，咨询有关部门——一个女性在职场遭遇性侵害后，该如何认定工伤？

最终得到的回答是，她需要等刑事案件出结果后，才能开启工伤认定手续。

2024年4月，她情绪崩溃，加重病情的“导火索”也是这个。当时，她想要公司配合她认定工伤程序。没想到，多次要求协商后，公司最终给出了个方案——补发她半年的工资，再加上一个2N违法解除的补偿。这些条件满足的前提是，她不再申报工伤。

对于公司的提议，崔丽丽不同意。她坚信的是，工伤认定是她应得的，在工作期间受侵害，公司当然要负责任。

她理应得到这笔钱，拿来给自己治病。

听到她的反对意见后，公司方当场从包里掏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这样的举动再度让她被激怒。通知书写着，她因没请假、旷工被裁。

这一次，她打算和强硬的、置身事外的公司刚到底。

丁雅清律师告诉南风窗，在我国，性骚扰领域律师都希望推动，用人单位应承担员工被职场性骚扰的责任。我国新修订的民法典也规定，用人单位在防止和制止性骚扰方面有相应责任和义务。但是，至于没有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的公司究竟会负有什么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收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下午，愤怒的崔丽丽跑到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进行劳动仲裁。她又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中心），申请将她性侵受到的精神伤害认定为工伤。之后，她还找了当地妇联和工会，想找到追究公司的办法。



崔丽丽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无一例外，她都碰了壁。妇联与工会只能去公司走访，做情况调研。吴东与她理性地分析后得出结论，认定工伤之路，是唯一一条没有前人趟过但可行的路。

此时的她还没意识到，她正在为一件了不起的事克服重重障碍。

05

为自己的战斗

带着巨大的愤怒与伤痛，决意认定工伤、打劳动仲裁的崔丽丽开始咨询天津当地律师。他们无一不以司法没有先例为由，对她表示悲观。她还记得有位同龄的女律师，听闻她的案例说，“你都40了，而且你做销售工作这么久，一个这样的事情就会把你打击成这样了？”

总之，多数律师和她的价值观不同。“他们并不是觉得我遭受到了不公和屈辱，要帮我维权讨个公道。如果只是想迎合我，那我宁可不要。”

她只能选择自己为自己战斗。丈夫也要工作，没法帮她。她独自看各类普法帖子，蹲律师的线上直播。而早在判决出来的几个月前，左手骨折的她，就一边用唯一可用的右手，一边把过往能搜集到的工伤认定判例都找了出来。

但无一例外，我国此前从未有完全一样的案例，即职场被性侵后将受到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工伤的。律师丁雅清也证实，我国法律极少有将精神伤害认定为工伤的先例，一般而言，工伤认定的是对身体上的侵害。

崔丽丽搜寻了所有能找到的案例，和她最像的是一位湖南长沙的大姐。她在值夜班时被一位临时工强奸未遂，因此患上了PTSD，被认定了工伤。

但与崔丽丽不同，大姐的工伤认定由企业主导。“但我因为侵害人是老板，没有人帮你，全都是自己。”

另一处让她有些担心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明确规定，醉酒属于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之一。她于是花了大量功夫论证，自己醉酒是因为销售工作的需要，也因为老板对她的直接指示。

2024年7月初，天津市安定医院对崔丽丽的精神状况做出会诊，认定了她的PTSD病情。

7月16日，她把一沓目录总计有十几项的工伤认定材料交给了人社中心，里面包括出差申请，出差报告，微信聊天记录，医院诊断，以及过往的工伤判例等。在每一份材料左上角，她都贴好了便利签，方便工作人员检索。



十几项工伤认定材料

办事人员拿到材料都感慨，“不愧是销售总监，做事太有条理”。

工伤认定期一般为两个月。但在2024年9月，变故再度发生。崔丽丽收到通知，认定工伤的两个月的时限需先终止，理由是，目前无法证明她的PTSD是因为她被性侵直接导致的。

她须再度参与专家会诊，重新鉴定。

漫长的程序曾让她一度崩溃。她记得清楚，10月、11月她先后进行了两次精神认定。每次面对三个专家，她都需要讲述性侵事件的历程。

有位专家曾问她，“你还愿意说这个事吗？”

“我不愿意。我如果不是为了治病，如果不是为了维权，我一辈子跟谁都不想讲。”崔丽丽说，“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的话，我就没有出路，我就会变成一个废物。”

好消息终于在12月份传来。2024年12月2日，耗时7个月，崔丽丽拿到了因职场性侵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拿到纸质决定书时，丈夫在开车，让崔丽丽把全文朗读出来给他听。



崔丽丽拿到认定工伤决定书

她起初很平静，但读着读着，她开始哽咽，泣不成声。7个月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相当于国家也认可了我受到的侵害”。

06

回归正常之路

现在，一切看上去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工伤的成功认定，崔丽丽变得更有信心了。她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网上，主动要求记者实名采访。许多人呼她是典范，说这不只是丽丽的战争，更是女性的战争。

1月，南风窗记者在刮风的天津见到崔丽丽时，她和视频里显现得不太一样。2个月前，她刚参加了一档线上访谈节目。那时的她带着无法姑息的愤怒，说话也经常哽咽。“我就是要复仇啊。我不复仇对不起我打拼了17年，才有了我今天的位置和成就。我不复仇，对不起我的过往。”

现在，崔丽丽把长发梳成了马尾，显得精神又利落。私下的她更平静，透露着一种对旁人温柔的体察力——吃饭时，她时刻观察别人杯里的水有没有空。哪怕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也会关注来访者的反应，“这块经历也触发了你（的创伤）吗？”

她的发声开始取得了一些成效。社交媒体上，她每天至少收到2～3条私信，都是被性侵或性骚扰经历困住的女性来找她。去年7月，之所以决定发声，是因为她看到自己的检察官在《方圆》杂志发表了她的案例，很多人都在评论区鼓励她，让她感受到被人支持的力量。现在，她也想用自己的经历，鼓励那些和她一样被性侵打压过的女性。



访谈节目被将近3亿人看到，实现了崔丽丽发声的初心，她想让更多人了解职场女性的处境及坚韧

如今的崔丽丽，被很多人定义成“幸运的”，而1年多前的那次刑事案件，结果也的确如此——她遇到了一位细心的检察官。2023年11月，检察官在监控中发现，崔丽丽被钱军抱进房间1个小时后，曾有位房客在他们房门短暂停留。检察官于是冒着雨到酒店侦查。

正是这位隔壁房客，录下了影响判决的关键证据——那天夜里凌晨1时，他睡不着觉，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了床在挪动等剧烈声响。他走到钱军房间门口，录下了1分多钟的音，最终证明崔丽丽被性侵。

一切巧合得几乎天衣无缝。此后，工伤认定的路，很多人也为崔丽丽所在的是天津而感到幸运。“如果换一个地方，换到一个小城市，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

她当然自知是幸运的，但无论如何，她都想强调，“我不感谢这场经历”。崔丽丽说，“如果可以，我情愿回到以前，我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在努力地工作，过着很平静的生活。但是，一切没有办法。”

现在，她正学着与痛苦的创伤共处。她知道自己永远无法遗忘，于是目标变成了，平静地接受它涌入记忆，让它像身体长了良性肿瘤一样，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2024年12月，圣诞节期间，上小学的女儿让她去开家长会。崔丽丽当时正成为舆论人物，不想出现在熟人圈子里。

但有主见的女儿还是坚持让妈妈去。见拗不过她，崔丽丽把她被性侵的经历，以及接受采访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女儿。

听罢，女儿很淡定。“没事妈妈，”她对崔丽丽说。

“你就去学校，不要戴口罩。我们班没有人会说你什么的，我的老师也不会说。”

这次，崔丽丽没有戴口罩，第一次出现在了熟人圈子之中。

神奇的是，当她真正站在了熟人圈子里，她也没感到害臊。她能察觉到有人认出她来，知道她是性侵认定工伤案的当事人。但这也没什么。“我并不希望他们支持我，但我相信，人们都有最朴素的价值观，如果我没有被侵害，没有被不公（对待），我能站出来吗？”

现在，她还想继续战斗，带着更多的爱、支持与力量。1月21日，崔丽丽对公司提起的劳动仲裁案开庭审理，她将为落实工伤待遇继续争取，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