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这次还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名义要求林彪作大会讲话，林彪没有理睬。

同时间江青以及被部队救了一命的王力等人反而倒咬一口，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口号。《红旗》杂志抛出了他们“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文章。一时间，全国掀起了“闹派”抢枪、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老干部，打死打伤指战员的高潮。

大会回来后，林彪问叶群：那么劝主席离开武汉，他为什么不离开？事情怎么这么奇怪？

叶群说：我听说还是主席要横渡长江，汪东兴、陈再道保证不了安全，不让他游。陈再道和罗瑞卿一样，政治上幼稚，头脑简单，只知道一心一意保证主席的安全，不知道别的利害关系。陈再道唯恐保证不了主席的安全，可是江青反说他操纵反革命分子想害主席，谁相信这种事？

叶群说：听邱会作、余立金、刘丰等人讲，群众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完全是指王力，因为有很多追寻王力的群众不知道王力长得什么样，群众的头头就叫他大胖子，群众根本不知道主席住在那里。江青故意把王力说成主席，陷害陈再道，是为了支持王力和造反派压保守派，整军队的，威吓强逼和欺骗部队支持造反派。

林彪说：尽是些鬼怪事！弄得动用这么大的军队……

叶群说：主席到底为什么不离开武汉，具体原因我还搞不清楚。大约1968年底后，叶群带着我多次问过汪东兴。汪东兴开始只字不露，后来当着我对叶群说：别墅里有一个……主席舍不得离开，怎么劝也不行。过去主席一去武汉，就舍不得走。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一去就住几个月……九大后，林立果给我讲了同样的情况。

林立果说：主席在武汉演这场戏，整陈再道，不是整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命，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重色轻国了！与幽王无故点烽火有什么区别？！总理、首长（林彪）和军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也离不开……就叫汪东兴用专机把刘某某等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余立金很为难。他把好心好意保证他安全的陈再道弄到北京斗得那么惨，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任何不同意见，除了江青和几个“秀才”，他谁也不相信。

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心里并非什么秘密。提起这件事，不禁想起法国历史学家圣博甫和鲁迅的话。圣博甫说：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往往由于“许多细小的暧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他举例说：“假如古代埃及女皇克留帕拉特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历史的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鲁迅在《阿金》一文中说：“我一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周邻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有关“720”事件情况，在我要陈述的重大历史事件真相中，比较起来，还只是件小事。关于此事，我不在现场，均听他人所说，且记忆有限，以核实为准。

林彪没讲过这么别扭的话

“720”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司令被非法揪走了，并牵连了一大片。军区领导班子被勒令改组。必须任命新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720”事件和武汉军区原领导班子被破坏，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林彪精神上在一连串恶性冲击的基础上的新的刺激。他精神上早已越来越忧郁了，责任能力越来越不正常了，越来越不愿见任何人。这次本也不想见曾思玉和刘丰，见他们是形势所迫的。因为他怎么能相信陈再道“想害毛主席”呢？他怎么愿意改组武汉军区，撤陈再道的职呢？但是他没有权力来执行自己的意志。林彪见即将上任的曾思玉和刘丰等人时讲的话，也是被形势所迫随口讲的。而且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决定的代表林彪参加中央会议的叶群（她去参加中央会议，除了周恩来叫她去外，其它都是瞒着林彪去的。因为林彪严格规定她不能参加中央会议）给林彪先说了一番话才讲的。

曾思玉和刘丰等人把林彪的随口讲话记了个大意，然后整理了一下，向叶群要求往下传达他们整理的讲话稿。而林彪不准传达，叶群也不愿意传达这个讲稿，就把这个讲稿扣压了两个多月。后来我听叶群说，江青他们怀疑这个“讲话”，他们需要首长做坏人。在他们以毛泽东的名义施加的压力下，中央要求传达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经过七删八改，最后又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以中央名义批转到各省市和军区。后来所谓的《“八九”重要讲话》，其中还有多少林彪的原话，只有曾思玉、刘丰和当时在场的“林办”秘书比较清楚了。不过，曾思玉和刘丰上任后不久，刘丰碰见我时，顺便亲口对我说过：“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很难对付，现在正准备压他们，不过要讲究方法才行。像军区原来的领导那样硬压不行。”曾思玉的秘书沈家华同志也对我说过同类的话。

我记得1967年8月9日林彪对曾思玉、刘丰等人的讲话中没有“现在的革命就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这句原话。听叶群、林立果等人说，这句非常别扭的话，是事后修改出来的，因为林彪的原话不能公开传达，否则被正在揪“军内一小撮”的江青、“秀才”们抓住了，不得了了。林彪的原话究竟是什么，应以当时直接听到的准确记录为准。但是，即使从“革我们……”这句话本身来看，也无非是反映并告诉人民已经客观存在的严酷的事实。并且特别明确说的是指“我们”。从整个意思来看，强调说的是指党和人民内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即“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而决非要把同志当敌人对待。显然，关于“革我们……”这句话并非正确，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说革所谓“走资派”、“叛徒”等等的命，意味着与那种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理论，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理论，关于“基本路线”，关于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作所谓“帝修反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等理论，存在着根本分歧。

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他们对此倒是特别敏感，以至由于这种根本分歧引起了越来越激烈的党内原则斗争。闭眼不看其党内原则斗争的有目共睹的严酷事实，执行法律怎么谈得上忠实于事实呢？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有的同志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等种种原因，利用政治特权，并使这种特权深入到包括文艺界的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持权凌法，不仅先入为主，而且先声夺人，总是无视事实真相，把自己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脏水泼在林彪一身，藉以转嫁和掩盖真正的早已引起人民普通愤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官僚主义、封建行帮主义、宗派主义和种种特权。不准别人讲事实，不接触真实情况，回避严酷的事实，回避多次事实的惨痛教训，回避吸取教训的严重责任。把客观存在的事实作随风转舵的、按我所需的解释，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等江青、康生一伙惯用的手段，把林彪上面那句话中带根本立场、观点性的“我们原来”四个字拦腰砍掉，重新编了一句话。1977年中央文件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奇文：“‘四人帮’的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指‘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是从林彪那里拣来的破烂货。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把斗争矛头指向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继承了林彪的衣钵……”

在这段话里，把林彪的原话根本篡改了！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混淆了是非！在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林彪、四人帮”或“林彪、江青一伙”这个时兴的提法，成了解释十年内战一切问题的一个到处流行套用的政治公式。正是根据这个公式，出现了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荒诞离奇“作品”和文章。真是“一从恶名自天降，争得谤语竟未休”！

摘自林豆豆1980年10月20日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长信，载《林豆豆口述》，舒云整理，明镜出版社，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