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既有国民党县长、也有共产党县长，既有国民党的保安团，也有共产党的抗大队伍。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有名的摩擦专家，扣押共产党县长薛兰斌，胡耀邦带着一个警卫单刀赴会，直闯县衙，把手枪砸在桌在上，告诉田杰生，如果你想动武，我们早有准备，谁要想破坏统一战线，我们就要严惩！田杰生对共产党到底有多少武装也没有底细，看到胡耀邦的气势，心生胆怯，于是释放了薛兰斌，开过上将李志民在《革命熔炉》里对这个故事有记载。

对于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很多红军将领都是不信任或者不懈的态度，不过胡耀邦对他们非常尊重和信任。牛克伦和周子健（周小川的父亲）都是毕业于北平大学，担任抗大第一大队教员，胡耀邦对他们极为照顾，还安排周子健跟自己同住一个窑洞。

胡耀邦在抗大工作期间，还作为公诉人，处理了“黄克功案件”，抗大六大队队长黄克功恃功傲慢，枪杀十五大队学员刘茜，引起巨大轰动。胡耀邦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审判会上，陈辞力主判黄克功死刑，这件事引起很多红军老战士的不解，事后他在《思想战线》撰文说：“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能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陕甘宁高等法院旧址，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关于胡耀邦与黄克功案的一些资料，下图为有胡耀邦签名的公诉书

4.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旧址

1939年5月胡耀邦到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出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总政治部组织部是军委中最重要部门之一，毛泽东力排众议，让胡耀邦担任此职。总政治部与毛泽东在王家坪的住所距离不过20米，毛泽东随时可以见到胡耀邦，可见对他的厚爱。

王家坪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旧址，下图为胡耀邦使用过的办公桌

总政组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审查干部履历，查看革命中有没有变节行为。延安时期接连发生的自我坦白、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后来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显学。胡耀邦既是中央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组长为叶剑英），又是中共中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组长为彭真，其他成员有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是重要这些运动的亲历者，但是他对干部审查一律抱着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制造冤假错案。

这期间比较值得说道的有几件事。第一件是，在胡耀邦的倡议推动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废除了“锄奸部”和“线人制度”。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150余万人，但锄奸部却有9000多个工作点，10多万名锄奸团员。胡耀邦认为，线人制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同志之间的信任，“反特”应该依靠群众路线和加强党员纪律性，而不是依赖线人。胡耀邦先后向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做了汇报。中央于1940年3月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第二年又撤销了基层工作网，边区政治生活氛围因此大大改善。毛泽东赞赏胡耀邦说：“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就像早晨的朝阳，光与热是能打破保守的雾气混沌的!”

第二件是，在抢救运动中，胡耀邦及早罚发觉到逼供信的现象（连他新婚妻子李昭也曾经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后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决定。在他的坚持下，总政机关没有定性一位“特务分子”，康生对此非常不满，派李克农去施压，但是胡耀邦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们可以从崔坚将军、李聚奎将军的回忆中，也看到他实事求是地作风。崔坚在抗日前线几次被日伪军捉住，但是因为成功隐瞒身份，而得到逃脱，于是被怀疑为变节、卧底分子。他在审干中受到车轮战式的疲劳审讯，受尽虐待，只有胡耀邦对他态度温和，耐心听取他的陈述，不做有罪推定。李聚奎在鲁西北曾经夜间便服外出，于是被人写信举报，称有与日伪串通嫌疑，胡耀邦耐心听了他的陈述，认为他完全可靠，应该保留七大代表资格。

杨家岭大礼堂，门口镌刻着七大代表名单，里面有胡耀邦的名字

王家坪总政办公室前有一片桃园，军委工作人员闲暇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运动，毛泽东接受陕甘宁边区人民“人民救星”的锦旗也是再此。陶铸、王鹤寿、胡耀邦经常在桃园一起聚会，三人意气相投，人称之“桃园三结义”。1945年8月，陶铸南下、王鹤寿去东北，三人分别时，在月下桃园共同发誓：不做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良心的事情。1969年，陶铸因为拒绝与“文革”小组合作，被迫害而死，并且死得很惨，他的女儿陶斯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