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候，社会上把知识分子贬称做“老九”，起因于对原来打倒和批判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之后，文化大革命中又增加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共八种人。人们于是又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为第九，这就是“老九”的来历。这是文革中民间的流传，官方正式书面的文字里没有这样的称呼，而社会上谁都知道“老九”的涵义。因为极“左”思潮对知识的轻视，对人才的不尊重，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靠边站。因此也就不分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统称“老九”。其实，这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调侃和自嘲。

1969年秋，学校里已经没有了学生，教师、干部、职员们都无事可干了，不能总是学习批判，闲呆着。这时候中央和地方机关单位也是精简机构，编余了大批的干部，还挂起来不少的领导干部，为安置这些人，各单位都办起了“五七干校”。高等学校和各事业单位也立即效法，办起干校。

“五七干校”是遵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起名办起的。1966年5月7日的，毛泽东批转林彪关于军队办农场的报告，做出一个指示。毛批示说，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他还说，学生要学军、学工、学农。……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毛总在琢磨怎样一个办法，让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参加体力劳动，否则“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毛认为当官的应该轮流的到农村去，不能总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工农，这样势必产生特权地位，走向腐化堕落。毛泽东警告，要防止苏联修正主义的重演。

1968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发表整改经验，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办了一个农场，定名叫“五七干校”，既教育了干部，让干部劳动锻炼，又安置了精简下来的闲置人员。这个经验让毛泽东如获至宝，毛正愁如何实现他的“反修防修”的设想，让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都能到农村去接受教育。黑龙江这个办法真是两全其美，既能够让干部下放去学农，接受教育，又能够大批集中实行军事化管理。于是让报纸、广播宣传、推荐，又发表评论，责令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都要办“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和干部们要轮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1868年初69年末，北京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都办起了“五七干校”，开始时只是要受教育的本人去干校，目的只是单纯地进干校去学习锻炼。到后来中苏之间形势发生骤变，因为战备的要求，去干校凡是能举家全去的，不管夫妻双方是否是同一个单位，家属是否是在职职工，都一律同去。这时候正好中苏边境发生了两次战斗，据传林彪下达了一个一号命令：准备打仗，疏散人口。所有的干校都选在南方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正是表现了这个意图。人们忧心忡忡，害怕真的打起仗来，不愿全家分开。都很自愿自觉地拖家带口到干校去。一切能带的东西都带上了，一些家连蜂窝煤都舍不得扔掉带上了。这哪里是去干校学习，简直就是举家逃难。

我们的干校选在江西峡江县，赣江之畔，倒是一个环境很不错的山青水秀的丘陵山区。原是当地的一个农业学校，有不少的校舍，但绝容不下几百个家庭的安置。凡是有老有小的家庭，都安排住在附近村子里农户的家里。干校里的组织按连队编制，我们探工系和机关党政干部，加上数学教研室编成了一个连。一到干校的首要任务就是盖房子，解决房子不够住的问题。来到干校时正是十二月份，江西还不算很冷，大家一起凑合着挤着。有几个连队的家属住在了离干校很远的农村里，不必来干校参加劳动，但是要二丁抽一，一人须住在上面参加劳动。住在上面校部的，夫妻或孩子大的，分别集体住在男女大宿舍里。

我的家和戴学恕的家就在离校部不远的村子里，我和爱人徐宏勤轮流到校部，我是参加劳动，徐宏勤在自办的小学里教孩子。我们连因为主要是探工系的，以从工为主，为盖房和修路凿岩放炮，开山炸石、打铁、电焊、车床、刨床加工、抽水发电。还有人破竹修篾，带领体弱女同志编筐编箩，为装石、装土、装粮作工具。传说某处有煤，还被派去开凿竖井，挖矿采煤。自造的辘轳提升渣石，当然也就挖了二十米不到，也花不起支护费用，只能作罢。这也是带队的军宣队的主意，但是再蛮干下去，他也怕出危险担当不起责任，停止了异想天开。还有一件更是天方夜谭的事：干校就一台破车床、小刨床和台钻，军宣队要我们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自己造拖拉机。干机工的几个老师不得已，提出了增添设备的要求，当然无法做到，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冬，春耕开始了，比较年轻的教师干部抽调出来学习开拖拉机，一部分人跟着农民，学习催芽育秧，在小块田上用牛犁田、耙田。较大的田块用拖拉机犁田、耙田。要插秧的田地放进水，平整田地，准备插秧。插秧时能劳动的人都一齐上阵，起秧，运秧、插秧。我们倒是不用起早贪黑，人多力量大，很快就完成了插秧任务。尽管大多数人都没有干过多少农活，尤其是水田种稻的活，但毕竟是简单劳动，知识分子们一看也就能跟着会干了。毛泽东非要知识分子和干部下到农村劳动，是否就是要这些人经历吃苦受累，劳其筋骨，达到锻炼改造的目的，这样就能防修正主义，防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腐化堕落？但是，这样的多的人集体劳动干上那么一点点，谈不上什么吃苦，比起教学科研的脑力劳动，倒是轻松愉快的多。尤其是对这些学地质搞地质的人，这点苦简直算不得什么。而我们心里真苦，苦的是我们学不能所用，在这里荒废时光，浪费人力。

当时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是开开会老一套的学“老三篇”，读《语录》，隔三差五地把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和戴着各种帽子的“牛鬼蛇神”批斗一下。这里名为学校，实质上是劳动改造场所。我们同一个连的党政机关和政治教研室的人，他们倒满不在乎，对这些都无所谓，没管它是什么劳动还是学习。在小组会上他们也不过多的官话套话，会下平常更是调侃穷逗，毫无正经，和那些刚在会上遭批判的人，也谈笑风生，若无其事。过去我和他们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对政工干部多是敬而远之。现在较多的接触，发觉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确实比我们强。他们对当时对政治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表露出来，比我们更有心机。我们探工系的人学工的头脑还稍活泛一点，数学教研室的人却是死轴，批判起来真是认真，平时会下对那些所谓有问题的人，也绝对不苟言笑。有一个女老师，后来还是知名教授，并且做了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因为说话耿直，家庭出身是旧政府高官，文革中自然会受到冲击。可是我们那些并不极“左”的政工干部（极“左”的不会被发到干校），对她从不另眼看待，还常常直呼其名。我以前认为搞政工的都左，这是很片面的。只是那些爱整人的，他们惯于跟风。现在才感到真正的政治工作者，确是有政治头脑的，特别那些教政治理论课的更是这样。

我们在干校还有一个重大的劳动任务就是砍柴，食堂每天供应一千多口人的三顿饭，用大灶烧掉的就是几千斤的柴火。一个星期有一天是砍柴日，各连队全体动员上山砍柴，每个人的砍刀都是自备的。砍柴头天都磨好柴刀，第二天吃完早饭，就拉上板车集体出发上山砍柴。最初砍柴还在干校附近的山上，后来越砍越远，不到一年，就深入到十几里远的深山里。我们砍的柴不是小灌木的毛柴，因为要塞入到大灶膛里，细柴草轰燃一下就没有了。柴火都是杯口粗细的小树，砍过以后向前推移，砍过之处就像剃头一样光秃一片。老俵烧柴都是细小灌木或修枝砍下的树枝。而我们砍柴对野生林木除大树外一律砍尽，现在看绝对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为了政治需要，即使是造成荒山秃岭，给农民的家园造成破坏，也是在所不惜。1964年我去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大山里的一个地质队，看到山上满是粗大树木的树桩。那是为了大炼钢铁土法炼钢，把上百年的林木砍倒烧炭。这样的破坏有谁来管呢？为防修改造干部知识分子，烧一些次生山林又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我们种两季稻。早稻插下以后，田间管理用不了多少人，大部分人还是忙于盖房和修路。盖房用的木料运到了江边码头，我们百多名体力较强的男性学员两人一组，把松树原木接力扛运到干校。大约十公里路程，上百根的木料完全是人力搬运了回来。很快原木打柁上梁，钉板挂瓦，房子抢在了雨季前封顶。一条大约三四公里的连接干校另一个聚集点的石基路，也在雨季前基本上铺好，可以通行汽车了。

我们还进行了一项大的基本建设，就是通电工程。我们从十几公里外的高压电网上，引入高压电。原来靠自行发电，电力就不足，又盖起了很多宿舍，根本解决不了照明问题。没有电力线路，必须我们自己栽杆架线。在县电业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翻山越岭抬着几百斤的水泥电杆，分别埋设在线路上，固定好担铁瓷珠以后，再大家通力合作，把电线拉架到电杆上。十公里不到的直线距离，二十几根杆子，折腾了我们一个星期，真是把我们累坏了。这还是660伏最低的三相高压线（也就是最细的线），可见在崇山峻岭架设几万伏到几十万伏的，上千公里的超高压线，该是多么困难。电力建设的工人们和工程技术人员，艰苦的风餐露宿的野外工作条件，逢山攀登逢水跨越，不断延伸的幸劳作业，一点也不比地质勘探工作者差。为什幺小农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只认为农民辛苦？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其实农民辛苦的不是劳动，而是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养活不了自己。中国农民可怜的一点耕地，还要接纳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还要安置城市里的知识青年，甚至城市里的无业人员。大锅饭的集体劳动，挣下的一点工分，连买口粮钱都支付不了。下放到农村的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是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农民的苦难，农民生活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