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5日胡志涛老师拒绝说"我是牛鬼蛇神"而被毒打之后，以"我是牛鬼蛇神"开头的"嚎歌"很快就被作了出来。作者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全面兴起，随着暴力迫害全面升级，有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为其开道，"嚎歌"不但立刻流传于北京的大、中、小学，而且流传到全国。无数人被迫唱过这个"歌"。所有的不幸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人，不但要忍受外来的暴力折磨和羞辱，而且要被迫自我诅咒，表示对惩罚的心甘情愿的接受。

把"嚎"这样一个自我侮辱的"歌"，和其它折磨如游街、体罚、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劳改、殴打甚至打死结合起来施行，确实在历史上难见先例。在传统的戏文和小说中，被下狱、被杀头的囚犯，有的还慷慨陈词，或者大喊大叫说一番"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话。当然，这可能是戏曲和小说里的夸张描写。但是确实未见有记载说，古代施刑之外，还要强迫囚犯写无数的自我检讨或认罪书，还要强迫他们用古怪难听的腔调主动要求"把我砸烂砸碎"。在世界历史上，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劳改地，在虐杀生命方面是同样残暴的，但是没有强迫囚犯这样自我诅咒。把心理的摧残和肉体的折磨这样结合使用，是前所未有的对人的尊严的彻底毁害。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报纸杂志写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要千篇一律地在前面冠以"史无前例"四个字，以标榜其伟大。如果"文革"确有如此特性，那么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和对人的尊严的蹂躏程度一定是其中主要的特征之一。

我访问过的一位老师，在"文革"中被关押并"劳改"了十年。整整十年未有机会作研究，甚至没有机会接触书本。"文革"后恢复了教职，还发表了学术专著，那些十多年未用的数学公式之类，他都能回忆起来并且运用自如，可是十来句"嚎歌"歌词，却无论如何努力也说不完全。"嚎歌"歌词被如此遗忘，其实显示了当年被指为"牛鬼蛇神"，被逼迫"嚎"过"牛鬼蛇神歌"人，他们在心理上遭到的创伤，有多么深重和巨大。

当文革监禁和杀戮的真相还未能被记载的时候，这种心理的创伤就更得不到关注了。心理的创伤也许不象肉体的创伤那样有明显的疼痛症状，但是对人的伤害是很深很重的。我不是心理医生，但是我对文革幸存者的一些案例观察，已经让我认识到这一点。

"嚎歌"对1966年时的中学生却不会有深重的心理阴影。被迫唱"歌"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老师。昔日管束教训他们的人，此时却成了可打可骂的"牛鬼蛇神"，非人类。当时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参加红卫兵，也并不是所有的红卫兵都动手打了老师。但是即使对那些远离"革命行动"的学生﹐当时也会有一种摆脱了老师和考试的束缚的解放感。他们的内心并不拒斥记住"嚎歌"这样的东西。

我想，在"嚎"过"牛鬼蛇神歌"的老师们不能记忆这个"歌"的故事，很可以给所谓"选择性的记忆"的说法提供一份相当有力的证据，说明人对所经历的伤害与羞辱的往事，如何趋向于在记忆中进行压抑、锁闭与埋没，尤其是造成巨大创伤的往事。

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现在发表出来的"文革"故事多由受害者所写，所以强调负面的东西过多。另一种则认为，关于"文革"的黑暗面，写出来的比实际发生的轻得多。这里我不想全面评价这两种说法。但是根据我自己记录"牛鬼蛇神歌"的经验，我以为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离事实近得多。绝大多数受害者们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很多往事，像"嚎歌"一样，可能在未被写出之前，就被遗忘了。

从"嚎歌"的故事，我们也能看到岁月的流水并不同等地消磨不同的个人对某个时代的记忆。老师们对"嚎歌"的遗忘与一些学生对"嚎歌"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告诉我们，与时间的消蚀作用相比较﹐心理的选取作用对记忆的影响更大。

还可以看到，文革时代的学生记住了"嚎歌"歌词，但是他们也遗忘了很多。比如，对受难者的遗忘，对学校中的暴力和打人的事情的遗忘，在学生中就比在老师中普遍。在调查中问到当年的学生人有关文革记忆的时候，有的人如果不加特别询问，想不起来谈及学校里发生的暴力迫害。经过提醒，才说：是啊，有过这样的事情。

还要强调一次的是，这里说的只是一般人的无意识的遗忘。至于一些积极参与暴力迫害的人，一些在文革中充当了驱动力量的人，在关于文革的回忆文章中不提暴行，不提死者，那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那是"故意的遗忘"，不属于这里所说的心理学上的无意识的遗忘。

对"文革"的"选择性的记忆"，或者也可称作"选择性的遗忘"，还可见于出自别的原因的其他现象中。关于"嚎歌"的记忆，只是适合于用这个理论解释和说明的例子之一。

《人与人权》2006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