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目下文人的潦倒，刘东总会提到他楼下的一位名教授。那老者（《红楼梦》英译者杨宪益）寂寞时常把他叫去喝几盅，酒一下肚，便作"今昔对比"，说他年轻时在大学教书，一月拿500光洋，必定每礼拜下馆子，教授们轮流作东，哪像今天这般寒碜？眼下的社会是决不肯再拿钱白养活读书人了。也难怪如今的学者再难做出胡适、陈寅恪那样的大学问。这是刘东常常感叹的。

我们闲谈中国的现代化，总感到它的命乖运蹇，或许同中国人总是太性急有关。胡适当年说过，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中国得的是慢性病，治这病的医生也不能太性急。知识分子要沉得住气，使不得虎医狼药，得耐心地给这个社会开一剂除病根的缓药。

这缓药便是树人之道。蔡元培办北京大学，其志向与功德之伟大，就在于要教出一个崭新的文明来。谁能不是教育家的精神之子?

"有一回我去北大演讲，就这详说过：我虽不是北大出身，却很为北大自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哪个同北大没有关系?应当说，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

刘东说得激动起来，把那张转椅压得吱吱响。

但"五四"以降，这副缓药便无人问津了，于是那病根过了70年也终于没能除掉，说不定还更沉重一些，这方面的话题，那些日子谈了许多，别的都记不清了，唯有刘东讲的一件小事，关于"五四"的史书中很少提及的，却再也忘不掉了。

‘当年蔡先生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遂安伯胡同。本来，5月2日是他最先召集北大学生班长和代表，把巴黎和会的噩耗告诉大家，号召学生奋起救国的。但在'五四'那天早上，他却匆匆赶到马神庙北大一院。他去干什么呢?如今谁也忌讳说这一层。原来他是去劝阻学生上街游行的！他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已被视为异端，若再闹出事来，恐怕首先遭难。当然学生是不会听他劝阻的。’

这个细节太耐人寻味了。跟满清斗过的蔡元培还会怕北洋军阀吗?他是太爱他的北大了。他太知道"教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他甚至认为学生因救国而牺牲学业，其损失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然而，即使像蔡元培这样的大智大勇者，在那时也难挽狂澜于既倒。启蒙与救亡的两难，真是中国之大惑。70年后回头想想，当初学生们要能在蔡先生门下多读点书，该有多好啊……….。

"五四"公案，海内外众说纷纭。有奉若开天辟地之壮举者，有抑启蒙而扬救亡者，有视之为"斩断中国传统"之大祸者，有上比拳乱下附红卫兵造反一锅熬者，差异之大，悬若霄壤；隔膜之深，宛如大洋。海外有雾里看花之朦胧，海内则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暖昧。

这个真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掀起的一场运动，由于初始的两难，也由于日后的迷失，更由于史学的硬拧，早已面目全非，离真实相去甚远矣。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不仅在于她的灵魂倍受扭曲，连她的"身世"也被篡改了。

我多么想去拜谒那些"五四"的英灵呵。年底，导演夏骏组成摄制组，我们一行六人，离京南下，去寻觅那早被遗忘的巨人们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