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了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阐明了他未来的战略。以下是他的表述：
他写道，"长期而言，我们完全无法承受将中国永远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只有中国发生变革，全世界才能安全。为此，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对事态施加影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促成变革。"
我认为整篇文章的关键词是："促成变革"。
所以，尼克松总统通过对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启动了我们的接触战略。他义不容辞地要求增进世界的自由与安全。他希望中国共产党也能投桃报李给予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决策人员越来越强烈地认为，中国实现更大的繁荣，就会实行开放，国内就会更自由，同时对海外构成的威胁确实也会减轻，更能够友好相处。我相信，这一切看上去都势在必行。
但是笃信必然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一味追求的接触并没有按尼克松总统的希望促成中国内部的变革。
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政策——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政策——救活了中国破败的经济，结果却发现北京对国际社会伸出的援助之手反咬一口。
我们向中国公民敞开胸怀，结果却发现中国共产党趁机利用我们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中国派宣传人员进入我们的各种记者会、我们的各类研究中心、我们各地的高中、我们的各类学院，甚至参加家长教师协会的会议。
我们使我们台湾的朋友被边缘化。台湾后来实现了繁荣，成为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
我们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以特别的经济待遇，结果却发现中国共产党坚持要求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作为允许西方公司进入中国的条件。
奥布赖恩大使前两天举了几个例子：万豪酒店（Marriott）、美国航空（American）、达美航空（Delta）、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等公司都把台湾的名称从它们的网页上取消，为的是不触怒北京。
在好莱坞（Hollywood），离这里不远——美国创作自由的中心，自定的社会正义评判者——对哪怕是涉及最轻微的不利中国的内容都实行自我审查。
商家对中共的这种默许也发生在世界各地。
这种商家忠诚的功效如何？这种恭维得到回报了吗？我要引述司法部长巴尔讲话中的一句话。他在上周的讲话中说，"中国统治者最终的野心不是与美国进行贸易，而是掠劫美国。"
中国偷取我们宝贵的知识产权和贸易机密，使全美丧失千百万份工作。
它吸走了美国的供应链，然后将奴工制作的小产品添加进来。
它使世界重要航道对国际商务的安全性降低。
尼克松总统曾说，他担心，他将世界向中共敞开会造出一个把创造者毁灭的怪物"弗兰肯斯泰因"（"Frankenstein"），而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情况。
那么，有诚意的人可以辩论，为什么一些自由国家会允许这些糟糕的情况这么多年一直发生。也许是我们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毒株太天真，也许是我们在冷战胜利后的必胜信念，也许是怯懦的资本主义，也许是受北京"和平崛起"之说的蒙蔽。
不管什么原因——不管什么原因，今天中国正在国内加剧专制，并在其他所有地方更咄咄逼人地与自由为敌。
特朗普总统说：够了。
我认为两党不会有很多人不同意我们今天阐述的事实。但即使现在，有些人仍坚持我们应该为了对话而保持对话模式。
明确一点，我们将继续对谈。但是这些日子的对谈是不一样的。就在几周前我到檀香山（Honolulu）与杨洁篪举行了会晤。
还是老一套——说得很多，但完全没有提出要改变任何行为。
杨的承诺，如同他以前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承诺一样，是空洞的。他期待的是，我推测，我会对他们的要求让步，因为坦率说，这是太多届前任政府的做法。我没有，特朗普总统也不会。
正如奥布赖恩大使做的很好的解释，我们必须牢记中国共产党政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权。总书记习*近*平是彻底失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信仰者。
是这种意识形态，是这种意识形态形成了他几十年来的愿望，要中国共产主义在全球称霸。美国不能再无视我们两国间的根本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就像中国共产党从未无视它们一样。
我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经历，而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以及现在两年多来担任美国国务卿，让我得到这样一个关键认识：
唯一方式——让共产主义中国真正改变的唯一方式是，不要基于 中共领导人所言而是基于他们的所为而采取行动。你们将看到与这一结论相应的美国政策。里根（Reagan）总统说，他与苏联打交道是基于"信任但核实"。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我说我们必须不信任并核实。（掌声）
我们，世界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促成中国的变革，就像尼克松总统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必须以更有创意和更坚定的方式促成中国的变革，因为北京的行动威胁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繁荣。
我们必须从改变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伙伴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做起。我们必须说出事实。我们不能将中国作为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对待。
我们知道与中国进行贸易与和一个正常守法的国家进行贸易不同。北京威胁国际协议——把国际建议当作——把协议当作建议，当作主宰全球的通道。
但是，通过坚持公平条件，正像我们的贸易代表在达成我们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所做的，我们能够迫使中国必须考虑它盗窃知识产权和它损害美国劳工的政策的后果。
我们也知道，与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公司做生意与，比方说，一家加拿大公司做生意不一样。这些公司不对独立的董事会负责，其中许多公司得到国家的资助，因此不需要追求盈利。
华为是一个好例子。我们不再假装华为是一个清白的电信通讯公司，只是来这里保证让你能够与朋友对谈。我们实事求是地称呼它——一个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并且已经采取相应行动。
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的公司在中国投资，他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为共产党严重践踏人权提供支持。
因此，我们的财政部和商务部已经对侵害和践踏世界各地人的最基本权利的 中共领导人和实体实施了制裁，并将它们列入黑名单。数个机构已为制定一项商务警告作出共同努力，以确保让我们的首席执行长们知道他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国内的行为方式。
我们还知道，我们还知道，并非所有中国学生和雇员都是为来这里赚点钱和获取一些知识的普通学生和雇员。他们当中有太多人来这里是为了偷窃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将其带回他们的国家。
司法部和其他机构已经在积极追踪惩罚这些犯罪。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也不是一支正常的军队。它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上层的绝对统治和扩大中国帝国，而不是保护中国人民。
因此，我们的国防部已加大努力，在整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以及台湾海峡（Taiwan Strait）展开自由航行行动。我们成立了太空军（Space Force），在这个最后的前沿帮助遏制中国的挑衅。
因此，坦率说，我们在国务院已经制定出一套新的对应中国的政策，推动特朗普总统的公平和对等的目标，修正几十年来形成的不平衡。
就在本周，我们宣布关闭中国在休斯顿（Houston）的领事馆，因为那里是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活动的一个集合点。（掌声）
我们在两周前扭转了八年来在南中国海国际法问题上一再忍让的做法。
我们要求中国使其核能力符合我们时代的战略现实。
国务院——在世界各地各级——都在与中国的对口官员接触，要求做到公平和对等。
但是，我们的方式不能只是围绕变得更强硬。那样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要的结果。我们还必须与中国人民接触和赋予他们能力——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
这要始于面对面的外交（掌声）。我在一切所到之处都见到才华优秀和勤奋的男女中国人。
我会晤过逃离新疆集中营的维吾尔族人和少数民族哈萨克人。我与从陈主教（Cardinal Zen）到黎智英（Jimmy Lai）的香港民主领袖谈过话。两天前在伦敦，我与香港自由斗士罗冠聪（Nathan Law）见了面。
上个月在我的办公室，我听到了天安门广场幸存者的经历。他们当中有一位今天在座。
王丹是当时一位关键的学生，他从未停止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王先生，能否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掌声）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中国民主运动之父魏京生。他因自己的主张而在中国劳改营度过了几十年。魏先生，能否请你站起来？（掌声）
我在冷战期间长大并曾在陆军服役。如果说我学到了一点的话，那就是共产主义者几乎总是说谎。他们所说的最大的谎言就是认为他们是在为受到监控、迫害、不敢大声直言的14亿人民说话。
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诚实意见的惧怕超出了它对任何一个对头的惧怕，除了担心他们自己丧失对权力的控制，他们有原因——别无其他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当初能听到武汉医生们的话，而且他们能获准对新出现的新型病毒疫情爆发一事发出警报，那么整个世界会好多少——更不用说中国国内的人民了。
在数十年来太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领导人对于勇敢的中国异议人士向我们发出的有关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政权的本质的警告无动于衷或轻描淡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