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本：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一般会这样回答：democracy这个词的中文怎么说？民主，对吧。我会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没办法准确评估中国是不是民主，因为我不了解这个词汇的全部背景。但是如果我们讨论是英语语境下的民主，这个词有非常具体的含义。如果我们用这个含义去衡量的话，它不适用于中国。

这个问题在课堂上出现过几次。我自己不会主动提起，但是如果被问起，我一般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过去了。

我必须说，学生们本身也相当聪明。他们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敏感性，知道最好不要经常挑起这些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的讨论。

不赞美就是潜在的颠覆

杜本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九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加速集权的九年。中国进入空前打压言论自由，大肆宣扬个人崇拜的“习时代”。

杜本：我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他们被中国安全部门传唤、盘问，要他们交代正在从事的工作，发表的东西。我没遇到这种情况，但我当然知道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

我觉得他们在课堂上讲的东西肯定会引起当局注意。老实说，我的学生中间就有共产党员，或是渴望加入共产党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和他们说，如果听到什么有问题的言论，你们应该汇报。

我想每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可能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在大学教授国际政治，我自然一直都很注意自己在课堂上、会议上的发言。

言论审查的对象当然不止是老师，也包括学生们自己。

杜本：学生们在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时，很多时候，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做研究，然后突然被告知，不行，你不准研究这个题目。后来我去找过学院的老师。我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规矩定得更明确些吗？到底哪些题目是他们不能碰的？这样他们不至于浪费时间。但是没用，从来没有任何规定。

杜本说，中国像是一个黑盒子，没人真正知道红线在哪里。你只能去猜、去摸索，一切都是隐晦的、不可名状的。

杜本：至于红线，它们似乎总是转瞬即逝，始终在变化中。这些年来，红线肯定是收得更紧了，但是人们很难预料，哪些话能说，哪些又会给你惹上麻烦。当然，新疆问题是一个很明显的禁忌。

我也清楚地记得，2017年中共19大以后，当习*近*平的任期限制显然要被取消时，那时候人们有很多窃窃私语。你可以在学术界听到人们有不满，有担忧，学生们也是如此。但是人们当然意识到这是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在那之后，言论限制变得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红线到底在哪里，不过俄乌战争爆发后，这显然也被看作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在中国，杜本接触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中国学者。有些人百分百忠于党的路线，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也有些人私下里会批评当局的政策，对中国的前景表达忧虑。但是到了公开场合，你永远只能听到一种声音。

杜本：并没有一套明确的指令规定你不能批评领导人之类的，但是从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上人们的发言来看，我的感觉是，无论过去曾有过什么样的批评声音，哪怕是温和的批评，现在都不复存在了。

有些十年前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如今也会引发人们的担忧。大家不知道这些话今天还能不能说。

杜本意识到，当下中国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任何不是直接的赞美，都可能被看作潜在的颠覆。

杜本：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必须歌颂领导人。当然，有那么几次，有人试图试探我说，你难道不想给《环球时报》写点东西吗？我婉言谢绝了。

疫情之后一切都变了

在中国生活的近十年里，杜本也目睹了这个国家其它领域的诸多变化。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但是让他感受更为深刻的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监控日渐加强。

杜本：中国是一个非常专制的体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这种专制通常不会有太强烈的感觉。当局对社会有很多监控、管制。但说到实质上的压迫，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手段。

新冠疫情疫情期间，杜本被强制隔离了四周时间。他也和其他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日复一日的核酸检测和各种人身限制。令他忧虑的是，很多令人窒息的管控措施再也没有取消。

杜本：如果我想从长春去北京，过去我只要用护照买票就好了。现在这一路上，你的护照会被检查很多次。在北京坐地铁时，突然之间你也得出示护照才能买票了，过去不是这样的。更别提所有的电子支付都会被追踪；即使走进校园也要经过面部识别……

这些都让我不再抱有幻想。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控制。当然对于中国公民来说，他们可能不会觉得那么不爽，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便捷地、毫不费力地完成。但是对我而言，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变化。

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几年中，从他的中国学生们身上，杜本也能察觉到失望的情绪。

杜本：我的感觉是，这种变化发生在疫情暴发后。当然在那之后，所有的事都变了。学生们开始变得不那么乐观，不那么理想主义。经济环境明显变得更差了，职业前景也没有以前光明。这是每一个学生都会担忧的问题。我们没法苛责他们，就业肯定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2023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3%。今年，中国又有1179万应届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中国智联招聘平台5月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他们中一半以上工作没有着落。

杜本的不少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学西方。对于这些学生能够学成归来，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并不乐观。

杜本：我相信他们会努力，也相信他们中很多人有能力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做出改变，但是他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让我很担心的是，这个系统会变得越发复杂，越发具有压迫性，越发微观控制民众的生活。

我真地非常希望这些学生、其他中国人，各地的机构、大学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他们面临的挑战。随着时间推移，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希望我能说出一些振奋人心的话，但恐怕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朝鲜化”的中国还有回头路吗？

作为中俄关系学者，杜本过去也曾去俄罗斯调研，如今他不想再踏足那里。眼下，通往中国的桥梁也被截段。在他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变成越来越趋同的两个国家。

杜本：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但是一度，中国似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权力交接和权力分配方面更多呈现出一种集体领导，而不是只关注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非典型的专制政权。

当然，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如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2017年以来，原有的制度、任期限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统统不见了。中国已经暴露出自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专制体制，做的也都是专制体制做的事。

比如，两个国家都注重一人独大的领导人。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需要从普京身上找寻灵感，也许有这个因素。他们二人过从甚密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另一个正在引发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正在“朝鲜化”？两国是否会照搬朝鲜那样极端闭关锁国、专制集权的政策？

杜本：俄罗斯人肯定在谈论这一点。我想一些中国人也在低声讨论这个话题，特别是2017年以后。

中国和朝鲜一直都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政治结构等方面。俄罗斯离（朝鲜）更远一些。但是我认为，俄罗斯现在已经超越了中国，离朝鲜更近，更接近朝鲜式的体系。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我们也不要夸大其词。这中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因为中国的压迫程度不够严重，而是因为朝鲜是个非常极端的独裁政权。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它更加专制独裁。所以这中间还是很大的距离，但是中国在政治上正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施行的铁腕统治让越来越多人开始用“西朝鲜”、”大号朝鲜”讥讽中国在经济、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倒退。中国会沿着“朝鲜化”的道路一路狂奔下去吗？还会出现转变的契机吗？

杜本：契机还是有的，问题是这个契机有多大。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

真正可能带来变化的就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遇到越来越多困难，而且必须是非常严重的困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或4%以下，人们就会要求变革。我觉得不会，这不是由简单的数学公式决定的。

但是杜本同时指出，人们也不必彻底悲观，中国还有另一个改变的契机，这种改变来自于中共内部。

杜本：关键的一点是，习*近*平创造的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本人。这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体系的命运和这位领导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领导人出了什么事，这当然很可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动荡。中国人现在喜欢把类不测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这个术语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圈非常流行。

这位德国学者说，“黑天鹅事件”总有发生的可能，有时这种改变可能会迅猛到来，出乎所有人意料。

但是，中国的信息匮乏、政治不透明让人们很难预测这个国家正在驶向何方。眼下，世界不得不继续设法与这样一个压迫性政权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