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曾被国内外诸多人士给予希望，因为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亟待进行制度变革，人们希望中共政权放弃当前"党领导一切"的逆市场化道路，重回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道路，但这只是臆想，因为会前习*近*平已经为三中全会划定了红线，那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7]简而言之，就是"改革不改方向，变革不变颜色"。王丹评论说，这表明三中全会的所谓的"改革"，说穿了核心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有这么一个最高原则放在那里，能有什么改革可言？按理说，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改革就是摆脱一切都要由党来领导的状况。这个不改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即使是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中共还在强调要"党政分开"，现在的改革却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这哪里是"改革"？这分明就是"倒退"！[8]
二是政治"党领导一切"。习*近*平十一年执政全面否定了邓小平时代建立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有限分权原则，强力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绝对控制。在他眼里，中共的领导权不容挑战，并通过修宪将这一原则写进了总纲，成为宪法原则。习*近*平坚决否定普世价值，因为它们对于中共极权制度具有解构的作用。他认为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不存在司法独立。当然，党领导一切，也就意味着习*近*平的绝对领导，服从党就必须服从他。这就是所谓"二个维护"的真实含义。既然党领导一切，当然不存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问题。由于没有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社会冲突就失去化解的渠道，社会戾气自然上升。
三是外交"反美"。习*近*平终结了邓小平"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以堂而皇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而代之。但其实质就是拒绝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目的就是保持中共一党专政。美国等西方国家绥靖政策的目的是让中国在经济发展后和平演变为民主政体，但这正是习*近*平要阻止的。这就注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分道扬镳，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幌子下，中国外交向战狼外交、人质外交转变。习*近*平刻意要恶化中美关系吗？没有。他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这有助于吸引外资，引进高科技和收复台湾。他只是要给美国划定红线，即中国内政、台湾和有争议的领土、海域不要触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权高于主权，美国不可能不反对中共迫害少数民族、武力侵占台湾和南海霸权，也不可能不鼓励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尽管习*近*平多次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但结果只可能是中美关系不断滑向新冷战。
综上，习*近*平希望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红色帝国，自然要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为消灭任何爆发颜色革命的风险点，习政权必然要遏制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剥夺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必然要反美反西方，并与独裁国家俄罗斯、朝鲜、伊朗等结成统一战线。习*近*平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是进行政策调整，而是采取毛氏针锋相对的"斗争"。尽管他面对西方经济和高科技围堵，以及在2022年末白纸运动中也采取了退让和缓，但政策原则从来没有改变。由于习*近*平运用反腐败集中权力和清除政治异己，数百万官员被整肃。面对习政权的严酷的政治迫害，中共官员官不聊生，以躺平自保。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当今中国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9]在此情形下，习政权呈现出明显的脆断特征。
未普对习政权的脆断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指出：（1）中共体制韧性已经消亡，它曾经拥有的灵活和务实即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大规模党内清洗和社会压制已经荡然无存；（2）韧性消亡的后果非常严重，远比"改开"路线的终结和市场经济的终结更令人心悸；（3）体制韧性目前已经被或正在被体制僵化所取代，这种僵化来得如此猛烈如此快速如此铺天盖地，以至于人们不能不担心，中共体制再挪一步就是脆断；（4）而习*近*平正亲自操作体制运行的方向和速度，他的所有招数似乎正促使这个体制笔直地向脆断冲去；（5）中国各阶层人民也似乎普遍意识到，脆断或迟或早会发生。[10]
2、极权政权的结局就是脆断
我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只有两个演变通道，一条是走向后极权，再走向威权或民主政治；另一条是走向脆断，前苏联就是例子。习*近*平拒绝了从后极权到民主政治的路，剩下的路径只能通向脆断，尽管很难像前苏联一样和平解体。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习*近*平为了避免中共政权崩溃而重返极权主义，但结果却将是重蹈前苏联崩溃的结局。
为什么极权政权必然走向脆断？我认为，这是极权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极权主义也被称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对此定义为："在极权主义政体，国家不承认任何限制，并尽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11]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分权是上帝与凯撒之间的分权，掌握信仰的权力和管控行为的权力之间有一堵宪政意义上的"分离之墙"。极权政治则要扫除一切权力分界，将一切都牢牢掌控在国家手里——当然，这个所谓的"国家"最终仅归结于最高领袖兼"教主"一个人。"[12]"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不同于帝国时期、王朝的统治；同时强调其现代性也是强调它力量的强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表现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我们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看到纳粹德国所谓的意志的胜利，纳粹德国、前苏联、中国都有过的改造人的精神、灵魂、造新人运动。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基于人的德性：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我们可以感到这已经带有宗教性质，其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完全相悖。"[13]
综上所述，因为极权主义政权通过对社会、公民全方位的控制，公民社会无法生存，公民处于原子状态，很难采取有组织的非暴力抗争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由于极权国家堵塞了社会所有的"出气孔"，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就像火山里的压力一样积聚，一旦政府控制失灵，国家就会在瞬间崩溃，脆断。目前民主转型发生在威权国家，还没有一个极权国家能够成功转型的。前苏联只是避免流血事件，但国家和执政党却瞬间覆灭了。许成钢指出，极权主义不会允许多党制，不允许党内有公开派别，而一旦允许党内有公开派别，为了权力可以挑战对方，此时的政党就不再是列宁主义政党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迄今不存在极权主义（民主）转型的案例，而只有苏联那样的制度解体。[14]
在二十大之前，民间盛传"习下李上"，三中全会期间有疯传"习*近*平中风"的谣言。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意的表达，仍希望中共高层通过权斗或习*近*平病故，从而结束中共的政治经济倒退，重返邓小平改革开放道路，本质上还是"搭便车"思路的延续。
中国是否还存在这种政治演变的可能性呢？
我认为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现实可能性并不大。首先，习*近*平上台就集中精力控制军队，并进行反复清洗。目前军队尽管存在不满情绪，但在没有民变的前提下几乎难以发生兵变。其次，习*近*平已清除了党内不同派系，消灭的江派、团派，做到了权力定于一尊。很多人怀念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抓捕"四人帮"事件，但忽略了华国锋是当时的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军权牢牢掌握在叶剑英等老帅手中。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架离会场标志着中共政权不再存在对习的制衡力量。再次，即使习*近*平突然死亡，其接班人也无法回到邓小平的道路上。因为习*近*平登上大位，并非靠其一己之力，可以看成中共顽固势力的救亡行动。邓小平改革开放由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走不动了，要么彻底抛弃极权主义制度，实行制度变轨，要么重返极权主义饮鸩止渴。习*近*平上位后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阻止中国的民主转型。习重返极权主义和废除领导人任期制，不仅摧毁了中共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也粉碎了习与红二代之间的政治联盟，并培育了庞大的社会反对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继任者已没有选择，"松绑"意味着革命爆发，延续习*近*平的政策则可以苟延残喘，但无法避免脆断。
三、习政权脆断的图景
如果习政权走向脆断的政治判断成立，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它如何脆断，什么因素会引发脆断。
1、维稳机构制造动荡
六四大屠杀后，在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20世纪90年代中共开始组建维稳机构。1998年3月27日，中共成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3月，该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入中央政法委。由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共对维稳力量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目前维稳机构和人员数目惊人，规模庞大。
2011年中国政府预计投入到公共安全的维稳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上年增加了13.8%；2011年军费预算为6011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12.7%（尽管实际军费开支远大于公开的数据）。维稳经费首度超过军费开支[15]
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常年依赖的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大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继续供养维稳人员。但由于对维稳力量的依赖性，中国政府也不能解散这个群体。
郭建龙在文章《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中指出，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原因在于维稳机构本身。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16]
2、新流民阶级崛起
流民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流民生活的不安定性使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在与主流社会的对抗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中国历代皇朝更替中，流民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