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在文革开始以后的五年之中没有招生，到1971年，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有了学生之后，很多老师慢慢可以教一点书了，我也在1972年被提前调回华师，参与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

那时的教学，采取所谓“三结合”模式，就是党组织、工农兵学员、教师三者结合教学。工农兵学员参与教学，听起来很“革命”，其实问题很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清华大学最早招的工农兵学员提出的如下口号有关：“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在那之后，全国跟风，“上管改”之说甚嚣尘上。工农兵大学生不仅仅是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改大学，教师就成为改造对象了。

不知道是课程太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门课不是一个老师教到底，而是几个人合作，分章节，每人教一点。教的时候，也不能讲太多。原因有二。一则工农兵学员的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学员程度很低，稍微讲深一点，他就听不懂。二则工农兵学员因为成分好，盲目自傲的比较多，加上鼓励“上管改”，很多人喜欢挑老师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自然非常小心，唯恐被学生抓住了小辫子，挨批挨斗。虽然恢复了教学，但没有什么教书的乐趣。师生关系说不上很融洽。

华师发生的工农兵大学生挑老师毛病的典型例子出现在中文系。中文系有一位石声淮教授，是钱基博的学生，钱钟书的妹夫。石老师其貌不扬，但学问很好，因此被钱基博看中，将女儿许配给她。钱基博一手牵着女儿，一手牵着石声淮，将两人的手放在一起，宣布他们结为夫妻。这一“执手为婚”的故事，是华师历史上的美谈之一。

文革期间，石声淮给工农兵学员讲《说文解字》，讲到“母”字的时候，说了一句：“中间的两点，是女子乳房的象形。”这原本是一个极普通的传统观点，却被学生抓住不放，硬说他“耍流氓”。那时全国范围正在严厉打击流氓恶霸，石声淮被军宣队领导与这一行动挂起钩来，令他非常沉痛。以前批判他政治反动，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回，进入道德批判，他连人品都被否定了，因此特别伤心，在一次会上，悲痛异常地说：“过去，我只认识到我政治上反动。现在，没想到我在道德上也这么败坏！”

石声淮那时已经60岁了，被学生逼着做出这样的检讨，真叫教书匠们不好受。因此，虽然在不久中央风向改变，周恩来、邓小平等强调基础理论与正常教学，那位点名批评过石老师的副指挥长又出来澄清，操着河南腔，宣布“这个‘母’字，就该这么写”，但石老师的心情大概不会有多少改善。反正我除了觉得这个副指挥长比较窝囊以外，没有因此而觉得教师受到了尊重，此后可以在课堂上畅所欲言。

不久之后，“教育革命”又出新花样，组织一些老师到外地交流，我居然也可以参加。这令我很高兴。一则终于受到了同等待遇，可以参加“革命群众”了，自然心情比较舒畅。二则文革以后，像我这种人是没有串联资格的，现在出去交流，等于是一种补偿，可以见见老朋友，交交新朋友。

这一次交流，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分两拨，一拨往北去了北京和天津，一拨往南去了广州，然后两拨人又一起在广州会合。每到一个地方，都联系几所学校的历史系，找几个人谈一谈。大家见面，谈得很高兴，但有点不着边际，发牢骚的比较多，交流文革中遭遇的比较多，几乎没有正儿八经讨论过该如何推进“教育革命”的。因为局势未明，情况复杂，大家还不清楚下一步究竟应该如何走。

从外地交流回来之后不久，我接到通知，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参与复刊后的《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这是我在文革后期的一次重要经历，将在下一章专门介绍。在本章的最后，我想谈一点文革的启示。

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