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写入党史，是因为关于那件事，至今还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即便讨论有关六四的决议，也无法在党的大会上通过，一是因为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二是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三是无法给那件事定性。

由于党内缺乏共识，关于那件事的说法就前后不一。先是说那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后来说是一场破坏安定团结的动乱，最后把那件事轻描淡写成“一场风波”。

既然只不过是一场风波，那又为什么不准党内外讨论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党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公开给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为什么对于六四这样“一场风波”中的受害者却不能平反昭雪呢？

这个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

简言之，六四虽然死的人远少于文革和其它政治运动，但这却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没人敢碰。

六四以前，尽管我党犯过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党都有改过自新的能力。即使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造成那样的劫难，我党都能够最后靠自己的力量，粉粹四人帮，否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结束文革，使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总是有这种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但那种能力却永远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

六四就是这样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党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治理腐败，拨乱反正，获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了。所以，六四虽然是一场小风波，却也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至今没人敢碰。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

“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

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复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

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了沉重包袱，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视军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开枪问题。

“六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

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

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

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

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

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

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复，显然表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

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产生了想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

当我的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