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项目在中国大干快上，背后却是国民和政府垃圾分类意识的缺失。焚烧厂排放标准过低、项目方与政府利益上的暧昧频频引发民众质疑。在垃圾焚烧先行者日本，焚烧前全民对垃圾的处理更值得他国学习。编辑/蔡捷文

应对“垃圾围城”，各大城市推动垃圾焚烧“大跃进”。焚烧厂因缺乏独立监管，从项目的决策、选址、运营，乱象频发，引来民众争议和质疑。图为2009年11月18日，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正在排放垃圾燃烧后的气体。从征地开始，村干部集体拒绝在征地协议上签字，最后却由镇政府签了字;中间一度爆发癌症疑云;之后甚至发生爆炸事件，成为垃圾焚烧运作真实状况的缩影。南方都市报刘可/CFP

垃圾若不分类，干湿不分开，燃烧就不充分容易产生有毒气体二恶英，并会产生有毒垃圾。在中国，因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垃圾多是原生态的混合垃圾，容易产生大量二恶英。新建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成为民众的关注点。图为2014年2月11日，武汉，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垃圾渗滤液、卸料平台和车间冲洗水、冷却水等红、黄、黑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排放到府河里。绿林/CFP

中国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比国际低，但很多垃圾焚烧厂仍不能达到国内排放标准。以二恶英为例，据中科院2009年对全国范围内的19座垃圾焚烧厂的研究数据显示，其中16%的焚烧厂未达国家标准，78%未达欧盟标准。图为2012年8月4日，广西南宁，柳沙半岛“大观天下”小区住宅楼上挂着“臭”字，居民抗议附近垃圾焚烧厂散发出的恶臭和浮尘。张华摄/CFP

在对垃圾焚烧的抗争中，不少舆论用邻避心理来表述民众抗争的缘由。但民众抗争的不一定是焚烧本身，也有官方决策的不透明及监管不力。图为2012年5月23日，广州，城管委接访现场，上百名花都、清远居民在城管委大门口要求派超过5位代表上楼洽谈，被拒绝后集体举标语表达诉求，反对在花都区汾水林场建垃圾焚烧厂。手中标语不乏“垃圾分类了吗?”这样的标语。钟锐钧/CFP

2009年番禺垃圾焚烧争议时曾爆出官员与广日集团存在利益输送。企业获得垃圾焚烧厂特许经营权，除垃圾焚烧可发电外，每年可获巨额财政补贴。图为2003年11月19日，上海，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正式投入使用。该厂为上海第二座生活垃圾处理厂，花费近2亿元建成。吴长青/东方IC

中国焚烧厂爆炸事故常有发生，其原因在于垃圾焚烧技术不成熟，污气污水处理不当。图为2013年12月5日，上海，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内发生沼气爆炸引发厂房坍塌，多人被困，致1人死亡，1人失踪，5人受伤。云青/东方IC

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控制最重要的一环是提前进行垃圾分类处理。但垃圾分类涉及到若干部门，多头管理使得垃圾在进入焚烧炉之前的分类较难实施。中国的垃圾分类多靠民间的拾荒者。图为2012年2月11日，山东青岛，拾荒者在固体废弃物中转站内的一座座垃圾山中搜寻值钱物件。于滈/CFP

广州垃圾焚烧争议使官方重提垃圾分类并纳入工作议程。但垃圾分类仅存在于宣传和活动，分类运输和处理未能实现。图为2010年5月25日，广州，城管委接访日现场，一名前来询问垃圾分类情况的市民给城管委送来一盒子有害垃圾和一个挂钟，意喻督促城管委早日出台《广州市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南方都市报方谦华/CFP

2010年10月26日，杭州徐家埠社区举办了一场关于“垃圾分类”的趣味运动会。居民在进行“垃圾分类”比赛。吴国方/CFP

各地开展垃圾分类的活动，为社区购置分类回收垃圾桶，但收效甚微。一是多数人“嫌麻烦”，觉得垃圾分类太多太杂;二是存在环卫工人在收集垃圾时混为一起倒入的情况。垃圾分类沦为官方口号和民间游戏。图为2011年5月17日，北京，垃圾分类建设与资源化处理技术经验成果交流会举行，观众从各式各样的“垃圾分类”标语下下经过。吴长青/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