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假装干涉货币市场失败，引诱投机者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我会和美国财政部针锋相对，并时不时地示弱，目的是挑唆投机者。我会每天悄悄地卖出10万亿日元国债，尽管这并不能完全抵消投机性资金流入，并允许美元对日元汇率慢慢下滑、交易量慢慢上升。

这个游戏我会玩上两个月，让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至60低位附近，直至500万亿日元的投机资金进入日本，其平均成本为一美元兑75日元。随后我将宣布以一美元兑120日元的价格无限供应日元。投机者将即刻遭受3,120亿日元的损失。他们不得不平仓止损。万一投机者不平仓，我会宣布一个月后美元对日元汇率还将上升至130.

我会用从中获取的一半利润来偿还16%的国家债务，并将另一半利润捐赠给梅琳达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用以救助非洲。我会在所有平仓行为结束之后，使日元重新实行浮动汇率，并对日元货币交易课以0.1%的托宾税，防范未来可能再次冒头的投机行为。

目前，货币市场又一次如脱缰野马般难以控制。货币市场每日交易量是4万亿美元，以年化率来看，是国际贸易加外商直接投资的30倍、全球年GDP的15倍。大部分交易量显然来自于金融机构或基金，而非跨国公司。投机(有些人称之为做市)正是巨额交易量的背后推动力量。

投机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当市场缺乏流动资金时，投机者能够增加流动性，这时候投机就是好的。而当投机者在流动性相当充足的市场中大大地增加了交易量，使得最终用户相形见绌时—— 即太多投机者正在猜测数量极少的最终用户能承受的价格时，投机就是坏事。最终用户的数量太少，不足以使所有投机者均有斩获，市场就无可避免地变成了投机者们的游戏：反应迅速而又聪明的投机者从反应较慢且容易轻信他人的投机者手中夺取资金。

很难确定好投机和坏投机之间的临界点。我也想不起有这样的理论。或许，这样的理论永远也不会有。推动投机的是人类情感，而不是理智力量。理性的理论可能永远都无法对此作出解释。

2010 年伊始，市场讨论热点是美元兑日元汇率将从80升至100。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交易。5月，美元兑日元汇率上升至95。随后，风向一转。市场舆论一下子转到了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资金流向了另一边。美元兑日元汇率也跌至81。这种转向主要发生在投机者内部。当其他人，如日本企业，进入市场以现行价格水平买入美元时，美元兑日元汇率的下行趋势对投机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否则，只是投机者内部的财富转移：一些投机者变得更富有，而其他投机者则更贫穷。当然，你只不过听到了那些幸运的人讲述的故事。

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变动更加戏剧化。去年，欧元兑美元汇率还超过1.5。希腊债务危机促使许多人呼吁欧元即刻解体，欧元兑美元汇率下降至1.2；现在又反弹至1.4。欧元区面积是日本的2倍，区内各国债务总额低于日本和美国。现在，这听起来有点儿可笑了。仅仅是在几个月前，无数著名分析人士纷纷撰写文章并在电视上呼吁欧元即刻解体。而现在，市场似乎已经忘却了欧元区的金融和经济问题。

日本、欧元区和美国是全球三大经济体，占据全球GDP的一半。什么样的变化能导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戏剧性的汇率转变？

这三大经济体内部的企业大幅调整成本以适应此种大幅汇率变动是不可能的。如此，汇率的急剧变化几乎必然导致迂回套利(round tripping)。投机者只有在最终用户愚蠢到也趟进这趟浑水的时候才会有利可图，否则就只能是投机者之间的资金重新分配。从本质上来说，重新分配将导致投机资金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需要更快、更大的汇率变化以获得利润。除非有人把他们的钱拿走，货币市场的变化只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快。

格林斯潘是现有投机者的始作俑者。他推行快速降低、而后逐步提升利率的政策，而投机者可预见到这种不对称的利率变化过程，并从中获利。过去20年中，我们看到此类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且规模变得十分巨大。一些大型基金的利润甚至高于诸如通用电气或宝洁之类的跨国公司。这一切是否合理？撇开财富差距问题不谈，这些手握巨资的投机者正在使日本等经济大国难以度日。这些人如果不铲除，问题就只会越来越严重。

日本央行现在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制止这些人。这些人通常认为，日本央行是很容易控制的。最好能够听听美国财政部有关日本央行应该怎么做的意见。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日本的汇率政策在大多数人看来也是屈从于美国的。美国正在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失业危机，日本应该站在美国这一边。这一看法给了日本央行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引诱投机资金入瓮。

我不认为日本央行会实施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他们的想象力差一点儿。毕竟，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日本央行官员不会因为赚取利润而获得奖金。这份职责将留给中国央行。当人民币汇率开始自由浮动的那一天，投机者必将如嗜血群狼蜂拥而来。中共政府与投机者可谓棋逢对手——它喜欢金钱可能更甚于对冲基金，且方式方法更有想象力、可动用的资源手段更多。将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