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按］这个《条例》本来算不上宪法，只是一个临时刑法的地位。但是从宪法保护基本的人权这一特征来看，刑事追究部分和追究的程序规定，直接影响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最重要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权利。同时体现了新政权的治国方略。是新中国一个重要的治国法案。可以列为宪政性代表文件来研究。“镇反”对新中国政治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现在的“专政”观念和“严打”理论，都是同这个《条例》一脉相承的。
    
     这个《条例》可以判死刑的条款占了百分之八十；“勾结”、“包庇”、“参加宗教”等轻罪甚至是思想犯，不论有无后果就可以判死刑。这种重刑主义观念，开了新中国“严刑法治”的先河；由军事法庭审判普通公民犯罪，开了新中国不遵守基本的刑事程序法的先河。
    
     我们很多御用法学家，为这个时期的滥杀辩护，认为“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环境空谈法治”。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即使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得到政权的皇帝也是立即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不再杀人的。刘项争天下，项羽烧杀进潼关，一路延迟；刘邦安抚进长安，得占先机。虽然鸿门宴后刘邦让出天下，让项羽违约占有江山，最后得天下者，仍然是刘不是项。
    
     现在很多的握有重权的政法机关领导，头脑里记住的都是那些从苏联学来的、五十年代的“镇反”和“阶级斗争”观念。现在领导的思维，总也逃不出那时的潜意识和基本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