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新闻界没有支持、奖励调查性新闻（尤其是丑闻）的文化机制。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新闻界最重要的奖项，诸如“普利策奖”等，一般都奖给调查性报道，即挖掘丑闻。记者也因调查性新闻而成为“名记者”。像当年调查出尼克松总统违法乱纪的“水门事件”的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至今都被新闻同行尊敬。

优秀的媒体和记者，挖权力者和名人的丑闻，公布于众，由此起到新闻作为三权分立后的第四权的监督作用。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建立在“三权”和“新闻监督”这“四权鼎立”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为谎言世界写“欣”闻

而中国的新闻，至今仍由政府控制，记者是从政府领取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这种制度本身，无法构成监督，因为都是“自家人”；在逻辑上，不可能鼓励“政府工作人员”来监督“政府”本身。这种国有（不是私营）的新闻性质，自然导致“报喜不报忧”、多歌颂少批评的新闻惯性；中国的媒体当然就不会热心打假；而会“为甘心活在谎言报导的人写『欣』闻。”

第二，中国的制度不仅不奖赏挖丑闻的记者，反而会惩罚他们。有些记者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或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人们也时常看到记者因采访而遭殴打，甚至官商勾结，官方出面迫害记者的消息。最近，中国《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就因调查报道一家股份公司的内线交易内幕，而遭事发当地的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经济观察报》就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网上群情愤怒，其他大媒体也呼应声援。看到事情闹大，公安部才下指示，责令当地公安局取消对这个记者的“通缉令”。

仇子明还算幸运的。对于社会上一般不法行为，记者深入去挖，还会遭到被揭露者雇用黑社会打击报复。两年前，《中国贸易报》驻山西大同记者站专题部主任兰成长，在去采访不法黑煤矿时，当场被矿主等用镐活活打死。验尸医生说，从没看过打这么惨的，兰的两条胳膊被打断，一条腿被非常专业地垫在板凳上砸断，头颅被刨出五个洞。
中国记者“向腐败投降”

第三，很多记者也是丑闻的一部分，活在腐中不知腐，当然不会打假。记者写有偿新闻，即你给钱，就给你写歌颂、吹捧性报道，在中国很普遍。至于用版面换钱，或拍广告宣传的所谓“电视新闻”（钱交易），更是司空见惯。例如上述被黑矿主打死的《中国贸易报》专题部主任，去煤矿调查采访时，就对同事说，“只要找到老板，亮亮证（记者证），对方至少得给1000块钱。”那个黑矿主被抓获后说，他的矿两天来了几拨记者，都是勒索要钱，他给出一万六。当地的政法委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来到当地采访的全国各地记者，几乎十个就有九个半接受红包与好处费。”这位官员有点不平地说，“如果收红包与接受好处费也是受贿的话，记者并不比官员干净多少，可他们凭什么头上顶着花环，耀武扬威？”

《纽约时报》记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在2007年初对中国新闻腐败写的一篇专题报道说，在中国，“许多记者承认这种腐败，特别是一些记者跟想避免负面报导的目标人物索要金钱。”该报道引述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平的话说，“许多记者对自己作为记者并不感到光荣，以正常的管道他们得不到酬劳，并发现在中国只有撒谎才能带来收入。”另一位更知道内情的记者刘吉说，在一起成功瞒报的煤矿火灾中，某中央级媒体记者拿走了13万元。“去年北京来了两个记者，在煤检站拍几个镜头，拿着30万元走了，都是现金。”

《纽约时报》的报道感叹，中国记者“居然向腐败投降”。当记者自己也造假，也腐败，他们怎么可能还对唐骏、吴征、杨澜们的造假有警觉、有反感，甚至去调查挖掘？中国没有三权分立，应成为“第四权”的新闻，不仅被政府控制，又相当腐败，这“四个支柱”全都没有，中国当然就会是一党专制。

到处是强奸犯，顾不上性骚扰

第四，强奸犯比比皆是，人们当然就顾不上性骚扰。在当今中国，重大造假事件都比比皆是，人们在比较心理上，像假文凭这种小case，似乎就不值一谈（报）。例如像婴儿牛奶造假的“毒奶粉事件”，导致中国近三十万婴幼儿受害。还有像四川地震时暴露出来的偷工减料的学校豆腐渣工程，导致上万名学生丧生。这些“大假”都打不过来呢。更不要说那些假烟、假酒、假药、假油条、假鸡蛋、假水果、假食品、假报纸、假人民币，甚至假人（冒充高干子弟或名人私生子等）等，泛滥成灾，随处可见。在这种假气冲天，道德沦丧的大环境中，很多中国人的道德义愤和反应，也就久而久之而麻木，丧失了敏感，再加上作为个人的无力感，最后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所以有些中国人谈到唐骏、吴征、杨澜们的造假，觉得那没什么大不了，在中国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足为奇。而唐骏本人也可能感觉冤呢，那么多大假，不仅畅通无阻，还获得更大成功，怎么专拿他说事？例如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被钦定为皇储的习*近*平，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就是假的，怎么中国媒体就不报道挖掘？当然，官媒不可能揭露，因为领取政府工资的记者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能、又怎么敢揭露政府的二把手呢？如果做了，说不定也会被“全国通缉”呢。

在这种中国现状下，难怪揭露名人造假的报道，几乎都是海外先做起。面对拥有几十万记者的中国，面对中国最大的诚信危机，却靠海外的几个“个体户”先着手，实为那个国家国民的悲哀——在各种骗局中活着。

2010年8月10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