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麦可思 -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

　　在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与人、家庭与家庭、职业与职业乃至官与民之间，差异都不是很大。这种平均主义显然不值得留恋，因为“大锅饭”严重地损害了社会效率，打击人们创造出类拔萃成就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在开放和竞争的时代，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是追求社会效率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畸形放大，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趋于滞涩，甚至出现“板结”，弱势阶层成员的“上升渠道”受阻。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孩子通过上大学实现“鲤鱼跃龙门”越来越难，不单上大学的机会少（我国城乡人口基本对半，但去年在校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比例为1:4.65，比上世纪80年代的1:2放大倍余），就算有幸完成大学学业，其就业和发展也面临更重压力。200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要比常人高2.1倍，好职业的父亲更有可能帮助子女调换到好的工作”，而此次“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的结果，只不过再次验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

　　教育本是弱势群体改变命运、实现向上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调查发现，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条件较差，与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样高考分需付出更多努力，但高校在录取的时候，同等院校录取农民工子女分数高于城市家庭子女，这就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教育资源与高校录取上的双重弱势。他们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

　　在就业方面，竞争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更为严重，有“门道”往往比“能力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家庭子女只有凭能力去竞争，而权势阶层和富裕家庭可以通过权力和财富去为子女就业获得特殊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往往以公权部门的“制度化”面目出现。最近，江西九江武宁县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浙江媒体日前披露，2003年温州市龙湾区组织了一次针对该区干部子女的公开招录，录取了干部子弟22名。这类现象绝非个例，如任其泛滥，势必形成“变相世袭”，进一步堵塞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现在有关身份上的“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甚至是职业上的 “写二代”、“星二代”等说法广泛流传，正是社会流动滞涩、固化的舆论反映。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