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立，女，44岁，天津人，大学毕业，曾为北京某中学体育教师，1996年离婚后赴澳大利亚，先后做过清洁工、售货员等多种工作，同时学习幼儿教育，后考取幼儿教养员资格，成为残障儿童康复中心的见习幼儿心理及生活辅导员。

　　2004年，杨爱立回国与前夫一起照顾弱智儿子，2006年春节，与前夫在天津举行了第二次婚礼，2008年10月18日，杨爱立一家赴澳大利亚。

     一切都因为这个说不清怎么成了弱智的孩子，我们俩这辈子注定要与众不同了。

    真遗憾你没能参加我们的婚礼。其实我第一次和刘权结婚的时候，心情都没这么激动过，也没这么复杂，更没这么多感慨。

     但这次不一样。他还是到我家门口来娶我了。他说还是要穿上新衣服，买个戒指，请个人给照相，洗一大堆照片，给儿子看。我说你这是瞎折腾，儿子哪儿看得明白？刘权说，看时间长了，他就明白了。

　　我们儿子弱智，因为这个孩子，我和刘权离婚了。我说我把孩子带走，你找个好人生个儿子续上香火吧。刘权说我愚昧，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思想，而且他坚持认为孩子弱智是因为他。我怀孕的时候摔了一个跟头，那天说好了他来接我，结果因为有客户就没来，我也没舍得打车，自己过铁道，摔倒了。我呢，一门心思觉得是我抠门造成的，他说了让我打车回家，我就是舍不得那10块钱，结果把孩子毁了。从发现了儿子弱智开始，我们俩没有一天不开展自我批评的，说到最后就是俩人都想离婚，我想让他找人生个好孩子，他想让我找人过舒心日子。说到底，我们还是因为爱对方，替对方着想。

　　那个互相逼迫的过程实在太痛苦了，决定离婚的那天，刘权说，咱们喝顿酒吧！我一辈子就喝醉过那么一回。我们俩都哭了。刘权说，我谢谢你，你同意离婚，就是成全我了，你别惦记孩子，走了就别回来。我说，我以后活着就一个目的，给儿子挣钱、攒钱，万一我死了，儿子没人管了，你把他送福利院，给人家留下钱，别让人虐待他……

　　我离婚之后不到一年就出国了。那时候生活完全没有指望，我能为我儿子做些什么呢？我就是个体育老师，刘权也决计不让我再面对孩子，我该怎么办？我就决定了，出去，没有咱不能做的事儿，只要是为了儿子。这样总比在娘家什么也不干、坐以待毙要好。就这样，我到了澳大利亚，三十好几了，在异乡成了个异客。

　　那时候我就知道，刘权不会结婚了，谁跟他？他是早就想好了。想明白了这个，也就想明白了我自己的以后，我也不能再找人了，我要是还去闹什么恋爱、谈什么婚嫁，那就真的不是人了。

　　算起来，我们分开了将近10年，我们俩都没有别人。我们俩后来交流的时候说了，一想起我们的孩子，真有不了别人了。我在悉尼，有人追，条件不错，要是我努力回应一下，也应该能成两口子。可我就是不行。我给你形容一下，我出了商场的门，看见他的车停在那儿，脚步都迈不开，我觉得我身后有一双眼睛看着我呢，特单纯、特无辜的眼睛，是我儿子的，他好像跟我说，妈，你是不是又想要个孩子了？你不要我了？我一想到这个就走不动，我从心里觉得我的每一点自私的所谓快乐，都是在伤害我儿子。我把这个感觉告诉刘权，他说，怎么那么一样？我都不允许有人瓜分我对儿子的感情。

　　大概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我们这种父母，加个更字。

    刘权比我苦，我在国外就是挣钱辛苦、过日子辛苦，他可要带孩子啊！我问过刘权，有没有特不耐烦、真想放弃的时候？他说，有特别累的时候，有时候也特别绝望，但是没想过放弃，因为这个孩子呀，他爹妈要是放弃了他，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一说这个，我就哭了。我说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父亲，就是你了，和你相比，我不称职，那么，我用以后的日子报答你吧，你那么爱我儿子，就是爱我呢，我明白。

　　说说我在国外的经历吧。我不是想诉苦，当着刘权，我没资格诉苦，我是想告诉你，我们这种母亲的心情。

　　我是教体育的，到国外，基本上就是个睁眼瞎子。好在我有哥哥嫂子。嫂子是个医生，人不错，很同情我，说让我先住在他们家，找个语言学校先把说话的问题解决了。
我使出了一辈子没使过的轴劲，拼命念书。我把记不住的词写成小纸条，上面用汉语拼音标注读法，就连上厕所的时候，手里也有小纸条。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已经完全可以跟人交流、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这时候我哥哥说，你要去读书，你不能直接工作，因为你不是这种签证。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吧，我开始考虑，我这一辈子，应该干什么。我有一个弱智儿子，我的愿望就会和他有关。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也会有我们这样的父母。我当时想，我去学一个和幼儿教育、弱智儿童有关的专业吧，这样，无论今后我留在国外还是回到国内，都会有用的，而且，我自己的孩子也能因此受益。

　　我跟哥哥说，我想学这个。他不同意。那时候我哥哥在读医学博士，特理性的一个人，听我说这些，还是掉眼泪了。他说，你这个傻子，刘权逼着你离开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摆脱那种痛苦，你现在要学这个，今后面对的全部都是这种家庭和孩子，你怎么活啊？！我说我想好了，我就是要学这个，不能帮到别人，至少还能帮到我的儿子，等我有能力了，就把他接到我的身边来。

　　我哥哥说，你一辈子也不能解脱了。我心里说，你以为有了这样的孩子，还能解脱吗？除非是狠心的、没有感情和责任心的人。

　　我上学特别不容易，因为这中间我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即使哥哥嫂子愿意承担我的生活，我也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我从开始上学就开始打工了。最初是当清洁工。每次干活的最后一道程序就是擦地，从里面往外擦，这之前已经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去了，越擦越往外，擦到大门口，就把自己也擦出去了，然后给人家关上门，拿着东西走人。有好长时间，我都觉得这是最难受的时刻。说实话，在国内，无论生活是怎样的，我都不会想到去干这个，但是，人不是走到哪儿说哪儿吗？而且，当我把自己需要的钱挣回来，并且能给儿子存下一点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劳动，劳动最光荣。

　　随着我的生活在改善，我也开始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有朝一日把儿子接出来，也许，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方式，能启发他的智力，能出现奇迹。

　　我是外国人，只能作为见习者在残障儿童中心工作，收入要少一些，但也比做售货员要好很多了。真的开始接触那些残疾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我也开始特别想念我的儿子和刘权。虽然我们不再是夫妻了，但我一直知道他的情况，知道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后来又知道他关闭了公司，成了职业股民，也是为了专心照顾儿子。

　　在国外我也接触过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有一部分人认为，像我儿子这样的孩子并不是没有被启发智力的可能，在正确的行为辅导下，这样的孩子也有可能学会简单的生活技能。你知道有这种孩子的家长，最高兴听到的就是这样的理论，哪怕根本没有科学依据，也会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

　　真正促成我回国重新找到丈夫和孩子，是因为一个和我一样有个弱智孩子的女人。她每天带着孩子来康复中心做行为辅导，她对孩子特别耐心，而且她非常漂亮。这里的人都认识这母子俩，别人告诉我，她曾经是一家商业银行的投资经理人，事业很棒，但是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她就辞职了，搬到郊区来，专门照顾这个孩子。

　　我试着跟她聊天，她也很随和。我慢慢给她讲了我的经历，她一开始什么也不说，只是听着。等我全说完了，有一天，她把孩子交给了辅导员，过来找我说话。她特别认真地说，我想了好多天，才想好了跟你说什么，我觉得你该回家了，母亲怎么能离开孩子呢？即使是一个弱智的孩子，这种孩子更需要你，母亲是任何人不能取代的，也许因为你的离开，就让这个孩子失去了康复的机会，只有母亲才是最好的医生和伙伴，除了他，还有更好的事业等着你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他更需要你吗？你现在为别人的孩子做的这些事情，更应该为自己的孩子去做。

    可能人生的选择就是在一念之间，那天我反复想着这些话，我想，我是该回家了。我忽然看到了非常荒谬的一面——我，一个母亲，怎么会不能面对自己的孩子？

　　我在2004年的秋天回到了天津。一个星期之后到了北京。我知道刘权带着儿子仍然住在老房子里。

　　家里没人，我给刘权打电话。他一听是我，第一句话就问“怎么了”，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说，我回来了，我就在家门口。他沉默了半天，说，我们在社区医院呢，儿子感冒了。我说我马上就来。

　　和儿子的重逢，是在社区医院。我不想说那个情景了，一说，就要哭。我只告诉你，我儿子长大了，我丈夫有点儿显老了，他们俩看见我，都没表情。儿子在输液，刘权站起来，椅子上搁着报纸和水瓶子。我觉得特别凄凉，也特别自责。

　　我去拉儿子的手，他不拒绝，很善意地看看我，又看看刘权，就好像认识我似的。刘权特别和蔼地跟儿子说，妈妈。儿子就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

　  我站着哭，刘权伸出胳膊来，我觉得他想搂我，又在犹豫，我就靠过去了，靠在他怀里，我说，我等你们俩一块儿回家吧。刘权的胡子都扎着我了，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硬的胡子。

　　我们那天在外面吃饭了，刘权说来不及做饭，儿子也饿了。刘权侧着脸问儿子，想吃什么？儿子说，肉！刘权就带着我们去了小区外面不远的一家涮羊肉，说，澳大利亚吃不着这个吧？我拉着儿子的手，儿子挺高兴的，一边走一边不断地重复，妈妈……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我的小傻儿子……我觉得他认识我，他知道我是他妈，他心里高兴，脸上有笑容，吃饭也香。他基本上能自己吃饭，动作笨一点儿，但是不需要别人帮忙。

    吃完了饭，刘权问我，你住哪儿了？我说，没地方住，住你那儿行吗？他说，那成，走吧。

　　我觉得，没有孩子的夫妻如果离婚了，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想见面，除非不是真心分手，有孩子的夫妻就不一样，那种默契，永远存在，一个孩子把两个冤家也连起来了，你爱信不信。

　　看见这父子俩的家，我又哭了。不是因为他们过得不好，而是我惊讶，他们俩怎么能过得那么好！刘权怎么能把他们俩的家弄得那么好！那天的晚饭是在家吃的，刘权说，给你擀面条吃，儿子帮忙。刘权和面，儿子坐在板凳上挑青菜，看着爸爸的面和好了，儿子站起来，端来了案板……刘权说，你看他不会说吧，心里明白着呢，我一会儿煮面，他就知道拿碗……你说，我要哭多少回才算把这些年的眼泪都哭出来？我就站在那儿哭啊，刘权的眼泪突然就掉在面团儿上了。

　　直到我们俩决定要复婚，谁也没主动说过有关感情的话。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不是夫妻，而是一对老伙伴、老朋友，我说咱们移民吧，带孩子到国外去做康复治疗，也许能出现奇迹。刘权说，我也这样想过，可是又怕出去了没有本事挣钱，委屈了孩子。我们俩就这么说着，我说我在国外的见闻，他说他怎么炒股票，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是儿子把我们叫醒的，他拉着刘权的胳膊说，起！我们俩迷迷瞪瞪的就醒了。我这时候想啊，杨爱立，这就是你的后半生了！

    刘权这些年一直炒股票，前两年股市最好的时候，他也赚到了一些钱。我们还是没买房子没买车，我们开始操持做投资移民。我们心里还是有一个念头，就是觉得也许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治疗方式，也许，孩子真的能被唤醒，这是我们的梦，不管这种期待有多傻，我们都不放弃。这里面有母爱、父爱等等好多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都特别担心自己会老、会死，这个孩子从此就成了孤身一人。我相信这是所有我们这样的父母最大、最深的忧虑。

    采访手记：七年等一天

    2001年我认识刘权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弱智儿子的单身父亲。那时他是职业股民，每天带着儿子炒股票，又当爹又当娘。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儿子不断地提出各种要求，比如要“嘘嘘”、“渴”等等，刘权会立即说“对不起”，然后忙不迭地满足儿子的要求。

　　那时候我被刘权感动得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直眼泪汪汪，特别是听他说要给孩子留下一笔钱，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孩子进了福利院，还能自己带着一笔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那时候我就想，一个男人会怎样去爱自己的孩子，看看刘权就知道了。

　　那年我写了《单身男人和他的弱智儿子》，后来有一些读者来信，其中不乏善良的女性读者，表示愿意照顾他们父子的生活，我由衷地觉得好，跑着把这些信转给刘权，他都“笑纳”了。后来从女读者们的责怪中，我知道他根本没给人家写一个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能连累别人。我说你不是，你是等你前妻呢。他说她不嫁人我就先不折腾了。我说人家可能早就嫁人了不告诉你怕打击你，要不怎么一去不回头？那次他生气了，说，你胡说八道，你根本不明白我们俩是怎么回事儿！话说到这儿，我就道歉，我说我是故意的，要不你就不告诉我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儿，等着吧，情伤最是重逢时，你们俩抱头痛哭那天，请我喝酒。

　　等了7年，我把这天等来了。

　　9月29号我第一次见到刘权的“前妻”，现在又是他的妻子。刘权说，他们要带孩子去澳大利亚一段时间，想来想去要在走之前办一些事、见一些人，就想起了我。这次刘权只是听者，我一哭，他就给我递纸巾，一包纸巾哭完了，他去买新的，他妻子趁机跟我说，没有人比刘权更配做父亲和丈夫。说着就流着眼泪笑，那表情格外复杂。

　　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吗？我觉得不是。如果略去了感情的成分而只是去讲情节，人间的故事都不复杂，几句话就能说完一场生死，可是加上感情，简单的故事也复杂了，平淡的生活也绚丽了，人的感慨、感悟，自然也多了。

　　我觉得真遗憾，这个版面这么小，让我不得不省略很多曾让我哭了又哭的细节。归根结底他们和更多的破镜重圆的家庭有些不同，所以他们的心路和情路，注定会格外崎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