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至此呢？

　　当时，据传有“再退一步即亡党亡国”之说。要维持党国的生存，不惜下决心杀人，乃专制的一番道理。但是，究竟是否已经退步，以及何为“再退一步”，还是有些意思的。

　　实际上在胡耀邦逝世之前，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那一年，人们想到的是，建国四十周年，一九七九年北京民主运动即“北京之春”十周年，以及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于是有人要呼吁人权，有人要推动改革深入，更有人要反对“官商官倒”之腐败，中共则感觉到压力。到胡耀邦逝世，高校出现了仿效波兰“团结工会”的“团结学生会”，提出与当局对话的要求，八九民运随即展开。

　　八九民运在政治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和邓小平的独裁，而基本诉求，集中在公民权利中言论示威的自由、结社的自由，中共则坚持站在社会民众的对面。这一对立，体现在对话的问题上。

　　中共十三大决定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显示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政治姿态，并规定“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对话。此举之意图当然很好，具体问题则是：谁与谁对话？或者说，谁与当局对话？

　　在中共治下，公民不得自由结社，不得自由组党，即使自发组织非政党之社团，也动辄被严厉惩处。中共当局极力维持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传统格局，竭力阻止公民“组织起来”。所谓人大，即刻意地避开政党政治，使个人“代表”难以制约党政当局，而即使如此，党员代表或官员代表也还是要在其中占据多数地位，严防民意自由表达。在这样的“根本政治制度”下，社会协商对话的“制度建设”实际上布满荆棘──谁能指望个人能在地方或国家的层次上与政府真正对话？

　　但是，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胡耀邦突然逝世，提供了一个契机。高校学生挺身而出，公开打出了自治“团结”学生会的旗号，要求以民间自发组织的身份与党政当局对话。一九七六年人们悼念周恩来时，曾走上街头，十多年后，在改革开放之中，政治环境与气氛较为宽松，其反应理当有些新意，而国际影响在其中也显而易见。

　　与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姿态相比，学生们显然是更进了一步。他们以行动显示，对话应是公民社会的对话，而非重演臣民与官员对话。中国农民在被迫接受集体化之后，即不屈不挠地要求土地承包，终于推着中共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民众要建立公民社会，一直在试图推着中共向前走，只是至今几无进展──它远远落在潮流后面，还在顽固地企图将潮流拖回头。

　　几经周折，学生们的要求清晰起来，一是要否定扣 “动乱”帽子的“四二六社论”，一是对话。然而，在社会各界（包括共青团中央）一致肯定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要求中共高层出面对话的压力下，李鹏辩称“没有人说过学生搞动乱”。赵紫阳在失势之后，抢在宣布戒严之前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只能承诺“对话的门是敞开的”。他告诫学生们，你们还年轻，无论如何，事情将来会起变化，要保重身体。其弦外之音，意味深长。这表明，中共绝不会承认学生自治组织为对话之对手，因为它绝不会在“对话即意味着承认对手身份”上有丝毫的疏忽大意。

　　对话与否，对话如何组织，成为关系重大的事情。八九民运中的“对话”，以李鹏等人在戒严之前会见学生代表，最接近于成为一次对话。而李鹏的态度，恰似当年国共之间最后谈判时宣称“解放军肯定要过江”，他“负责任地”暗示镇压已箭在弦上，那会见只是最后的劝告或最后通牒，要学生们在中国共产党专制权力面前知趣投降而已。

　　中共保守派大员胜券在握，赵紫阳此时已是失败者。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赵紫阳反对“动乱”不力，更兼以“不同的声音”而“分裂党”，更成为中共绝不肯饶恕之人。

　　不过，中共之内出现了胡耀邦，出现了赵紫阳，这样前后两任总书记前赴后继地倒在同一个地方，大概要比毛泽东废黜其前后两位接班人，更有意义得多。

　　他们两人对于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抱着开明的，甚至热情的态度。他们注意倾听民间的声音，解决问题则力图遵循民主与法制。同时，他们不是孤立的存在。不过，庞大的党政机器先前可以挫败毛泽东的“文革”，现在也同样可以将改革开放置于其魔爪控制之下。

　　然而，即使中共内部还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只要有现实的社会需要，就能够造就这样的人物。

　　毛泽东当年眼看刘邓在党政机器中羽翼逐渐丰满，在维持“社会主义”表面胜利的同时，修正他自己的思想与路线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不得不下决心打碎这个机器，以“左派”取而代之。这部机器不能适应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其务实，而它不能适应当今公民社会的成长，却是因为其保守。人民公社崩溃，计划经济难以为继，摇摇摆摆地接受了市场经济在中国复兴，实乃不得已，但威胁到专制的稳固，却更是要命。

　　但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趋势，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而互联网兴起，更清楚地表现出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中国共产党即使仍然心不甘情不愿，仍然要对公民权利厉行控制之能事，却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弄出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无可奈何地滥竽充数。只是，它如此被动而非主动，其实难以阻挡公民社会的成长，却是将它自己的前途，一点点地赔光。

　　当年，面对苏共的党机器，戈尔巴乔夫终于辞去了党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胡耀邦、赵紫阳，也先后辞去党总书记职务，尽管他们对中共仍抱着希望，但回眸望去，中共紧握着“六四”镇压的屠刀，仍不肯放手。未来之命运，天知地知，人们只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