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其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杨天石

添加时间：2009-04-13 来源：孔目湖讲坛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晚上好！很高兴有机会到华东交通大学做这样一个报告。今天晚上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来听报告的老师和同学也很多。刚才主持人对蒋介石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蒋介石这个人要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对他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很困难，下面我讲的，只是最主要的几点，可能很不完整，也很不全面。我希望在我讲完以后，能够留一点时间开放给大家提出问题，我们来自由讨论。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刚才主持人谈到，去年的三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蒋介石的日记，我是大陆学者里面最早去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人。在我阅读蒋介石日记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新华社记者访问我，要求我谈一谈看了蒋的日记以后有什么新的发现。那么采访以后，他把访问记在国内发表了，我想有的老师有的同学可能在《参考消息》上都看到了。第一次访问以后，这个记者不满足，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访问，这次访问其中有一个问题，要求我用几个字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做一个概括。那么我当时告诉这个记者，我说，蒋介石这个人你要我用几个字来概括他，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送给蒋三句话，几个字不行，要讲三句话。他问我哪三句话，我说：“第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在给新华社记者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想，这句话绝对保险。因为是新华社记者，我在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是有点警惕的，我讲得不妥当，他写个内参或者是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以后，我就会惹一些麻烦。所以我说：“第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想这句话绝对保险，左看右看，各个阶级各个立场的人，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说：“第二句话，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这句话也一样保险，没有人会反对，但是讲完这两句之后，保险是保险了，我觉得我如果只讲这两句话，那么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够格，而且有点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我等于是讲了两句废话，“很重要”，“很复杂”，我想这个猪也会说。我想，用北京话来说，我总得逗点真格的，就是我得讲点真话。所以我说，我还有第三句话：“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有功绩，但是也有过错，有功有过的一个历史人物。那么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比较真实地概括我对蒋的看法。刚才主持人讲，对蒋的看法，实际上我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面分歧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称蒋介石，一个是称他“蒋匪”，或者称他为“蒋该死”，或者有生理缺陷地嘲笑他，因为蒋介石头发不太多，所以称他“蒋光头”，所以“蒋匪”、“蒋该死”、“蒋光头”。那么主持人讲到，过去中共有个理论家叫陈博达，他写了一本书，叫《人民公敌蒋介石》。

    壬午年，2002年，我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过一本书，这本书大家在图书馆大概能借到，在新华书店现在也许还能买到，这本书书名叫《蒋氏密档》，“蒋氏”，就是指的蒋介石，“蒋氏密档”，存密的档案，《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也就说我这本书是根据蒋介石的秘密档案写的，有同学要问说你是根据什么蒋介石秘密档案写的呢。蒋这个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很喜欢保存历史资料，今天保存在台北的有一个档案，叫《蒋中正总统档案》，数量是30万件，这些都是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时候带走的。蒋还有一些档案，有几千件，是在三十年代交给了他的老师和秘书，叫毛思臣，让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臣保管。毛思臣去世以后，毛家的后人把这批档案藏在了墙壁里面，就是很严密地藏起来了。那么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知道红卫兵抄家，就抄到了蒋介石的老师和秘书的家里面，在宁波，红卫兵就反复地研究毛家的墙壁，发现这个墙壁有点奇特的地方，然后就把墙砸开，就发现了蒋的大量的历史文件，有蒋的日记，有蒋的电报的稿件、书信的稿件、文章的稿件。红卫兵很高兴，很兴奋，以为发现了反革命大头目的黑帐，所以这批材料就从宁波送到杭州，从杭州送到了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应该感谢这些红卫兵没有一把火把它烧掉，而是送给了国家。文革之后，公安部把这批资料交给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这本书就是根据这批从墙壁里面发现的档案写的，所以叫《蒋氏密档》，我是通过这部档案来研究蒋介石的真正的面貌，所以下半部分叫《与蒋介石真相》。那么这部书是2002年出版以后，2003年海外就有评论，在台湾和美国有人写文章，是这样一个标题，说《大陆重要学者痛述民族英雄蒋介石》，就是痛痛快快地说，给蒋介石戴了一个桂冠，称他为“民族英雄”。我一看这个标题，心想糟了，这个会给我带来麻烦，当然我的分析很正确。过了几个月，中国的网站上把这个书评发表了，发表以后，有几个人，我暂时称他们为带引号的“左派”，就给胡锦涛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大家如果上网的话，现在还可以查到。这封信就向胡锦涛同志和中共中央告密，说现在可不得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个研究员叫杨天石，他出版了一本书，居然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说如果蒋介石可以称为民族英雄的话，那我们这些老革命算什么？我们岂不是反动派吗？因为这封信的最后的署名是“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说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毛泽东是什么？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岂不是要推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岂不是就成了问题了吗？所以，这封信上纲上得很高，要求中共中央严肃地查处这件事，他们提了两个要求，一个要求要开除我的党籍，一个要求要治于叛国罪。这封匿名信给蒋介石加了三个头衔：第一个头衔叫“头号战犯”，第二个头衔叫“民族败类”，第三个头衔叫“千古罪人”。我讲这个事情的目的，是证明刚才主持人讲的观点，就是一直到现在，到两三年之前，对蒋的评价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是认为他是民族英雄，或者换个词叫“一代伟人”，另外一种评价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头号战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请求在座的同学们老师们，你们想一想，这两个答案谁对谁错，还是都是对的，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本来我们以为，台湾方面对蒋介石的评价应该没有分歧，可是我想了解一点台湾现在状况的老师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对于蒋介石在台湾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譬如说，民进党现在把蒋介石称为“刽子手”，认为他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台湾现在正在搞“去蒋化”，蒋介石和他儿子蒋经国的头像已经从军营里面被挪出来，扔到角落里去了，台湾的“中正纪念堂”，现在的“中正纪念堂”，台湾的守卫行政院已经把它改名为“台湾民族公园”，也就是说台湾的民进党现在对蒋采取的也是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大家知道国民党前党主席叫马英九，不久以前发表了一个谈话，他认为蒋有功有过，所以在台湾对蒋也是两种不同的评价。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大陆的学者，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做指导的历史学，应该对蒋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对蒋能不能给予一个比较科学的、比较全面的、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我想这个很重要。这个重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发展历史科学的需要，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国近代史写好，要把中国现代史写好，要把国共关系史写好，要把抗日战争史写好，要把台湾史写好，甚至于我们要把中共党史写好，那么都必须对蒋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评价，这个是历史科学的需要。打个比方，譬如说我们要写抗战史，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说法，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里面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方面就骂共产党是“游而不击”，所以西方的学者就很奇怪，说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个方面是“游而不击”，那么到底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谁在那里打的呢？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把抗日战争史写好，就要研究蒋介石。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研究蒋介石，给蒋介石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价，这个队发展两岸的和平关系，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很有帮助。大家知道，以前国民党骂共产党是“**”，中共骂国民党是“蒋匪”，反正两边都是“匪”。那么现在，特别是去年，连战、宋楚瑜他们到了大陆以后，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最近胡锦涛同志给新任的国民党主席吴国平打了个电报，其中提他是“贵我两党”，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友党。假定说我们现在不知道2008年台湾的大选是个什么结果，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现在我们不清楚。假定说国民党执政的话，那么很快就会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两岸的和平关系的话，那么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研究蒋介石有它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话又说回来，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蒋生于1887年，也就是戊戌变法之前的十一年，去世是1975年，是我们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一年，蒋介石一辈子活了88岁，那么在蒋的88岁的一生里面，他是集中了中国当时的党政军的最高权利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大家都熟悉蒋有一个头衔叫“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什么意思？就是蒋氏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说他是当时中国的军事方面的最高统帅。另外，蒋还有一个头衔叫“蒋总裁”，“蒋总裁”是什么意思？“总裁”就是说蒋是中国国民党的总裁，我这么一讲大家可能明白，这个国民党的总裁，大概有点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就是说蒋既是军事上的最高统帅，又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袖。那么蒋介石还有一个头衔叫“蒋主席”，什么意思？他是国民政府的主席。后来，我们又称他叫“蒋总统”，他是南京总统府的总统。所以，军事、党、政治这三个方面，蒋介石都是最高领导者，这个地位决定了他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领导人和决策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一定要对蒋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全面的评价。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以及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研究蒋介石，这算是个开场白。下面我来进入今天报告的主题，就是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蒋介石的思想和性格有许许多多的方面，例如，我们可以说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崇拜者，我们可以说蒋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可以说蒋是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 …这些我今天都不能够详细地介绍，我只讲一点，就是蒋是一个温和软弱的民族主义者。请大家注意，第一个，我说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用英文来说就是nationalitist,但是我前面有两个词作为定语，是“温和”、“软弱”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既不同意说蒋是民族败类，也不同意说蒋是民族英雄，我们为什么说蒋是一个温和软弱的民族主义者呢？我们需要从他的青年时代开始讲。蒋在青年时代是保定军官学堂的学生，保定军官学堂那个时候是按照日本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一个培养军官的学校，当时保定军官学堂有一个日本教员，是蒋介石的老师，这个日本教员很看不起中国。他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搬了一块土，一块大的泥巴到讲堂中来，就指着这块泥巴讲：“这块泥巴就代表你们中国，在这块泥巴里面有四万万、五千万细菌。”那么这个是日本教员在课堂上公开的对中国的侮辱。蒋介石听了这个话以后，马上从座位上冲到讲台前，把这个泥巴掰成几块，然后拿着其中的一小块就对这个教员讲，说：“这一小块泥巴就代表你们日本，这一小块泥巴里面有几千万细菌。”那么蒋介石是用这个行为表示了他对这个日本教员侮辱中国的一种抗议。大家知道，当时，这是违反学校的纪律的，蒋介石这么做是要受到开除的处分的，当然，由于其他爱国教员的保护，蒋介石没有受到处分，这个是蒋介石当学生的时候他的第一次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感情。

   那么下面我要讲的是第二件事情，1923年，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去访问苏联，那个时候，孙中山在广州，他派蒋介石作为这个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到苏联去。蒋到苏联去了以后，按照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想法，可能蒋介石对苏联什么都看不上，对什么都反感，那么我们如果从去年开放的蒋的日记来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蒋到苏联去了以后，对苏联相当有好感，认为苏联的军队里面军官和士兵的关系很好，很融洽，认为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和蔼可亲，譬如说当时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一个主席叫加利林，这个人是个教育家。那么蒋介石见了这个加利林以后很高兴，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加利林这个人和蔼可亲，就跟中国的农民一个样，然后蒋介石还发了一头晕，说他不象我们中国的总统黎元洪，说中国的总统黎元洪老奸巨滑，所以蒋对苏联的领导人印象也不错。甚至于蒋当时对于苏联一些过“左”的政策也表示肯定，例如知识分子政策、商业政策，这个在当时20年代的苏联，应该说比较“左”，那么蒋在日记里写什么呢？他说，苏联重视农工，重视农民和工人，轻识商，识是知识分子，商是商人。重农工当然是对的，但是轻视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个就不对，是“左”的表现。当时蒋介石下面写的什么呢？他说“吾亦无谏言”，这个是文言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也没有意见。所以，蒋介石前后在苏联待了三四个月，对苏联的印象相当好，但是蒋在一个问题上面他对苏联有意见，对苏联失望，甚至于愤怒，什么问题呢？就是蒋1923年这一次被孙中山派到苏联去，本来是想解决要在北方找到一块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什么意思？本来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大家知道，是在广州，但是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为什么？广州的旁边就是香港，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英国人要反对孙中山，要反对中国革命，随时可以从香港抄你的后路。当时北京是直系军阀统治，它的总统是曹锟，如果孙中山要从广州北伐的话，大家想想，路程有多长？要经过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要经过这么多省份，而且要跨过两条河流，一条是长江，一条是黄河，当北伐军要跨过长江的时候，那么列强的，英国的军舰、美国的军舰、日本的军舰，完全可以在长江以内把革命军拦腰斩断。蒋介石在日本是学军事的，他懂得从广州北伐不是一个好的路线，蒋介石选择的另外两条进军北京的路线，一条是今天的乌鲁木齐，新疆的乌鲁木齐，就是说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出发，经过甘肃、陕西、山西、河北，进攻北京，这个路线蒋介石认为要比从广州北伐要好很多。但是蒋介石认为这条路线也不理想，蒋介石选的最理想的路线是什么地方？就是把革命根据地设在蒙古的库伦，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那么如果把革命根据地设在库伦，那么大家想想看，从库伦往北京赶，出了蒙古，穿过内蒙古，就到了张家口，到了张家口，很快就到北京。所以蒋介石选来选去，他觉得只有把库伦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根据地最理想，我想大家可以判断，如果按照蒋介石这个路子来走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有几个东西就没有了，一个是黄埔军官学校没有了，代之的是什么呢？是“库伦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没有了，那么当然北伐也就没有了，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南伐”，就是从蒙古往北京打。那么蒋介石他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想来想去，左思右想，他觉得这条路线最好，然后蒋介石就把他这个意见写成一个军事计划，送给了苏联共产党，送给了苏联政府。那么大家想一想，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这个计划是同意呢，还是反对呢？当然是反对。我们今天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的蒙古不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那个时候的外蒙古，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那么蒋介石要想在库伦给国民党找一个根据地，这个要求应该是合理的。但是俄罗斯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苏共在很长的时期里面，把蒙古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的库伦就有苏联红军的驻兵，那么，苏联政府是不可能允许国民党把他的脚伸进蒙古的土地的。所以，当时接待蒋介石的是苏联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托巴斯基，托巴斯基就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国民党要进攻北京的话，你们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出兵，你们绝对不可以从蒙古的土地上出兵。本来蒋介石盘算得很好，而且也经过了孙中山的同意，当时孙中山他有个计划，叫“西北计划”，就是说要把蒙古作为革命的根据地，由于蒋的计划遭到了托巴斯基的否定，所以蒋很生气，当天在日记里，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不要看有的人他说是你的盟友，跟你的关系很好，但是他考虑问题总离不开自己的利益。”于是蒋当天在日记里写了六个字，叫“求人不如求己”。那么我讲这个事情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蒋介石，当然，后来他是反苏的，蒋的反苏原因很多，其中跟他反共有它的一致性，但是这里面也包含着蒋的民族主义思想在里面。蒋最初对苏联的不满是起因对于苏联企图把蒙古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于这一点他有意见。苏联在长期的和中国的关系里面，应该是它援助中国革命，有它真诚的这一面，但是无可否认，也有它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这一面。那么蒋介石1923年访苏，1924年他回到广州，就给孙中山的一个亲密战友，大家知道，叫廖仲恺，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蒋就说苏联共产党的主义是可信的，但是它的许多做法，它的施实是不对的，他说例如苏联对中国的边疆，对蒙古，对新疆是有野心的，那么这封信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应该说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他正确的地方。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从1923年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有他的民族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