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张密集如网的收费站照片，不禁浑身滚起了如收费站一样密集的鸡皮疙瘩，我们无法想像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国家，公路竟然被切割成如此细密的无数碎片。该照片内容已得到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认定，只是解释与绝大多数人的感受相反，他们认为高速公路出入口多是一个好现象，更加方便车辆进出，有多少出入口，自然就有多少收费站，只有外行才会大惊小怪。那么，全国公路收费站多到什么程度呢？来自于官方和网络的2个数字相差极其悬殊。根据国家审计署对高速公路的审计报告测算，全国收费公路超过19万公里，收费站有6千多个，平均30公里有一个收费站；来自网络上的google地图统计，全国收费站是86053个，二级以上公路353306公里，如果二级以上公路都不放弃收费机会的话，平均4．1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两个数字之所以如此悬殊，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审计署统计的是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包括全部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一个收费站会有多个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二是审计署统计的只是国家正式批准的收费站，未包括非正规收费站特别是县乡设置的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全部收费站。

暂且不考虑google地图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即使按照审计署官方资料来看，情况也足够惊人。全国19万公里收费公路，意味着二级以上公路半数都在收费，收费公路历程可环绕地球四圈半。就在不久前社会还抱怨“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1%在中国，世界收费公路总长不过14万公里，中国就有10万公里。”可是话音未落，中国收费公路就由10万公里增加到19万公里，占世界收费公路的比重也由71%提高到82%，发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2005年审计署对全国19万公里中的8.68万公里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显示收费5100亿，以此折算19万公里收费将超过1.1万亿。每公里收费接近6百万，每米收费接近6千元，如果把每米收费用百元大钞连接起来接近一公里。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百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

以往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富人半边，穷人半边，穷人至少还有沿街流浪的权利；现在却是大路朝钱，穷人靠边，连沿街流浪都变成了穷人难以企及的特权。或许有人会说：修路需要花钱，自然就要收费。如果说修路花钱就要收费的话，请问古往今来有哪条路不是花钱修建的，可有哪朝哪代设置过收费站？当初秦朝实行“车同轨”将天下道路修建一遍，相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投资规模之浩大远远超过今天，并且还是被知识分子痛骂2千多年的暴政，都没有在全国设置收费站。虽然当今世界有20多个国家高速公路收费，但收费里程很短。美国9万多公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仅为7800多公里，收费里程不到9%；而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比重超过美国10倍，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收费。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目前我国已建成高速公路的90%以上，一级公路的80%以上，二级公路的40%以上，都是收费公路。显然，修路花钱只不过是收费的公开借口，并非是收费的真正原因。其真正原因，在于官权化改革把资源和市场同时集中于官员手中，把中国经济变成了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就经济性质来讲是官人经济，就经济特征来讲是收费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畸形经济形态。畸形经济形态是由中国社会的畸形结构决定的。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会形成大众经济而不是官人经济；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会形成消费经济而不是收费经济；只有目前这种官权主导的市场化社会，才会形成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

可以说，官人经济是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特征，它既是包括收费公路在内的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根源，又是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结果。较早期间有人将其概括为是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人们往往将权贵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误以为只要消除中央集权，就能够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正好相反，权贵资本和官人经济不仅不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反倒恰恰是官权对中央集权的历史性胜利，是官权战胜中央集权的结果。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集权国家，中国2千年封建社会更是集权统治，却从未有过把公共资源作为官员牟利工具的经济体制。道理很简单，中央集权国家大都具有家天下的观念，既然是家天下，就绝不允许各级官员占有公共资源，如同主子绝不允许仆从占有家产一样。只有在主仆关系颠倒的情况下，仆从才有可能公开占有主子财产。中国的官权化改革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主仆颠倒的过程。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官权化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文革博弈的失败。文革是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第一场政治大博弈。由于文革不是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不是一部分精英反对另一部分精英的博弈，而是人民大众与整个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是要用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精英群体空前的团结一致。虽然当时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的政治联合，对官权形成了沉重打击，但是在空前团结强大的精英群体面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众与精英之间，民权与官权之间的政治大博弈，最终以民权的全面失败而结束。建立在清算文革基础上的改革，自然成为约束中央集权，镇压百姓民权，扩大和巩固官权的过程。随着公共资源由中央集权控制向地方官权控制的转移，官权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往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最后演变成为地方官权控制的官人经济。

官人经济或曰官权经济的形成，意味着官员既是资源占有的主体，又是市场交换的主体，可以随意通过右手掌握的市场，去变现左手掌握的资源。而对于官员来讲，最方便变现的资源就是公共资源，因为官员是占有公共资源的天然主体，不像占有私人资源那样还需要一个“扒房子圈地”的抢劫过程。如此一来，公共资源便逐渐异化变质，乃至最后完全消失，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没有了公共资源的国家。公共资源完全商业化市场化私有化了。

首先，公共资源完全变成了融资平台和金融工具。本来，公共资源的功能应该是创造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可在地方官员手里，公共资源的功能不再是满足公共需要，而是用来进行融资和实现增殖，在他们眼里，高速公路等公共产品，如同股票、期货等金融工具一样，完全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此外没有任何其它功能。如果一定要找出公共产品与金融产品之间区别的话，就是公共产品在金融产品的市场化融资手段之外，又多出了向老百姓强行摊派等行政集资手段。把中央政府制订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变成了“集资修路，收费发财”。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3年后，在已经收回贷款的1997年，又重新批准收费期限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全部收费将超过120亿元。根据交通部资料，自1984年国家允许公路项目融资到2000年，期间公路项目融资超过6700亿，按照10倍投资收益，仅公路收费一项就能切掉社会6至7万亿的财富，用眼下那句时髦话说就是：官员想不发财都难。

如果认为这数万亿资产，这数倍或数十倍增殖的财富，是进入了地方财政，那就大错特错了，完全不符合官人经济的性质。我们之所以总是称之为官人经济，而很少称之为官权经济（这样称也未尝不可），就在于这些金融化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并没有停留在官员共同占有的官权阶段，而是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一是在建设阶段以贿赂形式的瓜分，二是建成后以私有化形式的瓜分。中国公路建设资金究竟有多大比例被瓜分掉无法统计，但是不断暴露出来的案子足以说明问题，重庆巫山县是一个国家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也就一亿元，可是仅一个交通局局长受贿金额就超过2千万元，中国基建规模和速度举世瞩目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通过地方政府募集资金建成的公路进入收费阶段后，便进入了所谓市场化运作阶段，以市场化的名义把收费权转让给私人公司，结果就是政府投资，私人收费，完成官人经济蛹化蝶的全部过程。如果转让过程是名符其实的市场交换倒也罢了，关键是整个转让过程完全是空手套白狼的传统把戏，与当初收购国有企业的手段完全相同，把想要购买的收费公路抵押给银行，以此获得抵押贷款再来购买收费公路，购买者实际上分文未付。如同用你们家的房子抵押贷款来买你们家的房子，购买者根本就没花一分钱。根据审计署提供的资料，收费公路70%的转让都属于这种空手套白狼。另外30%的转让，虽然表面看上去是真金白银的买卖，其实也是用政府的钱来买政府的项目，仍然属于空手套白狼，与抵押贷款进行收购的唯一区别在于，是用政府左兜里的钱收购政府右兜里的项目。上海滩上的张荣坤就是典型，挪用政府社保资金收购高速公路，然后再用高速公路抵押贷款归还社保资金，结果都一样，都是分文未付便获得了巨额投资建立起来的收费公路。

其次，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完全变成了收费工具。甚至包括名山大川等自然资源也变成了收费工具。公共资源的商品化和牟利化，把中国经济变成了与现代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经济——收费经济。现代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消费经济，消费率越来越高，消费既是构成总产值的主体，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消费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在经济领域的根本体现，是社会民主发展的根本经济成果，是大众经济时代的根本反映。消费经济和收费经济的根本对立在于：消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GDP增长越来越缓慢，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高，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社会贫富之间越来越和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越来越可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清晰坦然，人们的幸福值越来越大；收费经济则恰恰相反，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低，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贫富对立越来越尖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依靠，人们对未来预期越来越没有把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未来生活保障在哪里，终日生活在惶恐和压力之中，唯一能够缓解惶恐与压力的方法就是储蓄，用拼命储蓄来减轻今后未知命运的压力和恐惧。这就是美国人拼命消费，中国人拼命存钱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的“两低一高”，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目前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了世界最低，工资收入的比重已接近10%，消费率下降到35%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70%，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我国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世界最低和历史新低的同时，中国储蓄率却是世界最高并且不断创出历史新高，2007年储蓄率48.1%，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中国人的拼命存钱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甚至惹来了美国人的抱怨，因为中国人把钱存到政府那里，政府又把钱存到美国那里，美国人不管不顾地尽情乱花，结果花出了金融危机，所以抱怨是中国养成了他们乱花钱的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