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黑玫瑰”的险恶人生
自2007年年初，南方周末记者对妓女生存安全状态的调查，在辽宁、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展开。
此间，各地“小姐”被杀、被强奸的消息以每周1—2次的频率继续见诸媒体，鲜有中断。来自多个研究者和NGO的调查同样证明:妓女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胁。对比，社会应该有一种责任感——生命权高于社会风化。
当地人称洪山广场上从事色情业的女子为流莺，也有的叫她们站街女。附近发廊和夜总会的小姐是看不起她们的，认为她们低贱，价格便宜，见了面会叫她们“婊子”。“其实她们才不干净呢，每天那么多人，脏得很，说不定哪天就染上什么病！”在广场一侧的人行道上，站街女晓华咬牙切齿，声音发颤。
这是2008年5月9日深夜，晓华身着一套白色短裙，绿色的眼影分外刺眼，嘴唇如同抹了猪血一般。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来往的车流，手里拿着一根冰棍，后来记者知道，她说话含混不清，含着冰棍，客人就不会注意到她有病的舌头了。
我以前有个男友，高大帅气，但没想到是个瘾君子。在一起没多久，他就对我拳打脚踢，逼我出台。后来又被他打进了洪山广场。我今年27岁，已经在这里浪迹了3年。
最开始我没什么经验，也不好意思主动找人搭讪。生意虽然清淡，但也过得平平安安。可不到一个月，我就吃了个大亏。
一个男人来到洪山广场，出高价将我带到一家宾馆。刚交易完，我还没开口找他要钱，他就疯了一样对我拳打脚踢。我想反抗，他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大砍刀，用刀背朝我脖子上狠狠砍了几刀。
因为经常被男友毒打，我抗打能力很强。但那次我被彻底打蒙了，整个人瘫软在地，浑身直打哆嗦。“你这个婊子，是要钱还是要命？！”他一刀将茶几上的烟灰缸劈成了几半。真没想到，这个男人不到20岁，看起来瘦小、老实，竟然这么凶狠。
我跪地求饶，将全部几百块钱和一部三星手机主动送给了他。慌张穿好衣服正要离开，他突然又将我扑倒，狠狠掐住我的脖子。原来他看上了我脖子上那条细小的项链，我跟他解释不值钱，却被他重重打了几个耳光，骂我不老实。
项链被没收后，他拉开房门，一脚将我踹出房间。我一个踉跄摔倒在走廊上，恰好当时有个服务员路过。她硬是将头扭向一旁，装作没看见一样快步离开。
我从小身体结实，7岁被推荐进了体校。练习过十年的铅球和武术，但那时却不能保护自己。踉踉跄跄地回到出租屋，照了下镜子，发现脸上青一块肿一块，脖子上像被盖了几个巨大的钢印。我很伤心，跟男友哭诉，但他只是将手摊开，淡淡地说了一句:“钱，我要的是钱！”
凌晨1点半，我又被赶到了洪山广场。挣不到钱，男友就不准我回家。他的眼里只有毒品和钱。我对他的心也彻底死了，我不伤心，因为不值得。我只是感到孤独和害怕，那天晚上，我不敢接客，就一个人钻进广场的树丛里，死死地抱着一棵大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在卖身，更是在卖命。内心充满了恐惧，哪怕街上熙熙攘攘，我也胆战心惊。那以后，我毅然地离开了男友。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感情其实是很扯淡的东西，世上最珍贵的还是自己。留着老命在，不怕没柴烧。
我手上拿着一张中专文凭，原本不打算再继续站街了，想靠双手挣钱养活自己，但是专业却不对口。我是从体校出来的，除了当体育老师，根本没有一技之长。我年纪又这么大，下半辈子还要生活，就咬咬牙，决定再继续做几年，等攒了点钱后就“金盆洗手”。
休整了段时间，我又来到了洪山广场。我长了个心眼，首先得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钱挣多挣少倒是小事情。
我很快跟广场上的姐妹们熟悉起来，她们告诉我，几乎这里的每一个站街女每个月都被打劫，甚至还有几个姐妹为此丢了性命。“怕，怎么不害怕呢？！”每一个姐妹都这样对我说。
去年有一段时间，有个几个河南人很嚣张，他们晚上一点多叫上一个小姐，然后带到偏僻的地方打劫，就为了她们身上的手机和一点钱。他们找不同的小姐下手，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停手，搞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姐妹们就很少单兵作战，绝大部分是结群行动，两个人陪一个客人。虽然钱少赚点，但是比以前一个人单独出去安全点。
“没办法，姐妹们只能联合起来，一起保卫自己的安全。”记者和晓华在广场上聊天的时候，一旁的一个略显老态的女人突然插话，她痛心疾首，显得很悲伤。“人身安全没保障啊，光我身边的‘姐妹’就被杀了几个。”“知道你们挺不容易的。”记者很认真地看着老女人，“你和我妈妈差不多一样大哦，按辈分我得叫你阿姨。”老女人浑身一颤，突然结巴起来。“我的儿子……今年上大一。”
洪山广场的站街女分为好几个帮派:白玫瑰是在广场里面活动，她们大部分都吸毒，只要给钱她们就愿意卖身，甚至单独和客人出去，所以出的事很多。广场马路旁边上的站街女属于黑玫瑰帮，专门有一家“公司”管理我们。这个管理，就是每天在下班之后到公司那里交30块钱保护费，公司负责帮我们摆平公安、流氓和寻衅滋事的客人。
黑玫瑰的人都会自觉地交保护费，因为公司确实给提供了不少保护。没有公司之前，经常有小混混来敲诈勒索，有些嫖客还公开打劫，我们敢怒不敢言。自从交了保护费后，再遇到这些事情时，一个电话打过去，呼啦啦就会来一大帮人。人多力量大嘛。哈哈，我大哥也是有名的黑道人物。
不过就算这样，安全也还是没保障，因为离开了洪山广场的大本营，出了事，即使有再多的人赶过去支援，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遇到危险的时候，公司的人也爱莫能助，只能听天由命。
被杀害的姐妹太多了。刚才还看到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说不定第二天就听到她被杀害的噩耗，有时候感到生命真的很脆弱。都见怪不怪了，住在我隔壁的阿红前年和客人一起出去后，被杀了。住在我楼上的小丽被打得重伤，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楼下的玉子就是因为和客人顶了几句嘴，被打得头破血流，洗劫一空。
记者问她到底有多少黑玫瑰遇害，她拿着指头一个一个掰数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总之是很多，大部分都是无头案。”她笑了笑，似乎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
记者建议晓华，遇到打劫或者强奸可以报警，她笑我“很傻很天真”。
公司小姐的“幸福”生活
统一住宿、上下班有固定时间、迟到早退要扣钱、想干活先交押金、定时接受身体检查。
每3到5个女孩就有一个工头负责严密看管，近百名女孩子被分成多批，居住在新修建的5层公寓里。
这层大楼前年在华南某市的一个禽类交易的市场楼内拔地而起，此地号称“中国最大野生动物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商贩给性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人。
女孩们原来交易的地点，一度隐藏在市场四周的出租屋。虽然客源稳定，但是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小姐们经常遇到绑架、打劫。以李姐为首的“鸡头公司”应运而生。“公司”将市场后新建的一栋六层大楼整体盘租，将房间装修一新，安装了空调、热水器，招募了一批打手。附近大批站街女纷纷前来投奔，目前有七十余人，年龄从16岁到26岁不等。“我们管理小姐的日常起居，并负责她们的人身安全。”公司的老鸨李姐对暗访的记者称。
为保护她们的人身安全，公司也费了番脑筋。不仅大门口有人放风，就算每层楼的楼梯口，甚至是发生交易的房间门口都有人把守。小姐为客人服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半小时之内，有专人计时。超过半个小时，老鸨就会派打手敲门，如果小姐没有反应，就表示里面可能出问题，打手们就会破门而入。
“这批人各个身怀绝招，刀枪棍都能够玩转。”老鸨李姐自豪地说，“整栋大楼都是我们的人，客人一般都会选择忍气吞声。”
对于小姐的收入，公司抽取20％的管理费及15％的保护费。小姐如果外出得经过老鸨同意，并登记备案。“既然收了管理费，就得对她们负责。”李姐说，公司宁愿少赚点，也绝对禁止她们提供“外卖”，更不提供“包夜”，如果被发现，不但要缴纳上千元罚款，而且要被关“禁闭”。
“其实也是为了她们好，我们宁愿过安稳的日子。”李姐笑着说，每个小姐对公司来说都是棵摇钱树，“公司”希望细水长流，不愿意让小姐们冒这种风险。“可别小看了这七十多个女人，他们养活了整栋大楼的人。”
老鸨李姐掰着指头介绍，公司为小姐提供一条龙的服务，吃、穿、住、行一应俱全，楼下还有小卖部，不出大楼就能够生活得很好。“这里有专门的厨师为她们做菜，有负责采购、卫生的后勤人员。”李姐告诉记者，为了更人性化管理，以吸引优质的小姐资源，公司允许小姐们拖家带口， “我们这有单间也有‘夫妻房’，她们的老公或者男朋友可以住进来。”
李姐说，这栋大楼里就住着不少吃软饭的男人，他们每天呆在房间里无所事事，就等着女友或者老婆做生意赚钱。“其实大楼里男人多点，出了啥事情也有个照应，对公司的发展来说也是个好事。”
“这些女孩子不少人吸粉。”李姐将记者拉到一旁，大骂这些男人不是好东西，先是用感情骗取女孩子的信任，然后威逼利诱女孩子吸毒，用毒品控制住这些女孩，然后将她们带出来卖淫，“她们每天所得到的钱都被这些男的领去了。”
公司管理下的小姐，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小姐娜娜私下向记者抱怨没有人身自由，简直跟坐牢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现在也不得不这么做。“我们这栋楼很安全的，小姐从来没有出过事，安全程度达到百分之百。”娜娜笑着说，只要勤快点，哪怕公司提成很多，也还是能赚钱养家糊口，毕竟还有“薄利多销”的道理。
“以前我赚的钱虽然多些，但是每天生活在恐惧中，没有一点安全和归属感。”慕名投奔而来的小姐阿红微笑着不断点头，称现在的感觉很好，“很踏实、很幸福，尽管以自由为代价”。
（廉新鹏、周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冷一热中的警方角色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赵军认为，在我国，性工作是非法的，这就为警方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他在调查中发现，其实，只要是“小姐”被害，警方对报案的“小姐”很少处罚。即便是老板报案，也很少处罚。但警方往往不会公开对外发出十分明确的信息——我们不会处罚报案的卖淫者或组织卖淫者。
赵军认为，警察在侦办小姐被害案的过程中，了解了大量有关小姐被害的信息，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小姐被害的规律性认识。从加害方动机的形成、侵害目标的选择、作案地点的确定、犯罪手法的运用，到被害方陷于被害情境时的误区、成功回避危险或逃脱被害陷阱的方法，办案警察都颇有心得。在正常情况下，出于预防犯罪的需要，警方会及时将这些实用性很强的信息与方法提供给潜在的被害人群，以利于他们免于被害。但问题是，小姐所从事的性工作是非法的，教授她们如何在性交易过程中避免被害，似有保护、支持、至少放纵非法性工作之嫌，似与警方厉行禁娼的法定职责相悖。
在调查中，赵军发现了警方主动向小姐传授自我保护方法的案例。这一处理方法在他看来“令人欣喜”的。比如湖北“7·3”系列绑架小姐案的主办警官的做法。
警官们说，为了侦破“7·3”案件，侦查人员在被害人从业的那一片休闲发廊聚集区展开调查，挨家挨户做老板和小姐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打消顾虑，为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还结合“7·3”案件中绑架者的作案过程，给老板、小姐“支招”，以规避从业中的被害风险。例如，小姐跟客人到达包夜地点后，可借翻包、上卫生间等的机会拨通老板的电话，然后再以与客人谈话或自言自语的形式说出准确地点。这样，一旦遭到绑架，警察就能够迅速赶到予以解救。看到警方是真心保护小姐的利益，先后有两名小姐承认曾遭受类似侵害。其中一位曾遭遇绑架的小姐向警方提供了一个手机号码，也正是这个号码，最终导致了整个案件的破获。
另在湖北某市，也正是因为派出所的宣传与提醒，令一名小姐幸免于难。此地的公安分局没有像邻近分局那样取缔“一人店”，但就“一人店”的危险向从业人员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此地近年来连续发生小姐被杀的案子，派出所希望她们加强防范，同行之间要相互照应，有事及时报警。社区警察曾着重就此问题提醒过这名发廊小姐。于是小姐与隔壁发廊达成协议，遇到紧急情况就敲打两家发廊之间的木制隔板，相互救助，立即报警。在一人意图杀人劫财的灾难真正发生时，正是邻居发廊的报案和对面派出所警员的迅速到来，令这位发廊小姐幸免于难。事后，这位被扎成重伤血气胸的小姐出于自我保护，拒绝承认性交易的事实。因这一情节不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也不影响对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追究，考虑到被害小姐害怕被警方追究卖淫违法责任的心理，以及她已经受到的伤害，警方没有继续深究这一问题。
类似的预防措施，当地警方尚未大张旗鼓地深入展开。警方对此项工作的低调处理和“点到为止”，与集中警力的高调扫黄和“矫枉过正”的取缔“一人店”，形成鲜明对比。
赵军认为，在现时的法律政策框架和舆论氛围之下，采用管理、疏导或帮助的方式防范性工作这一非法职业所带来的风险，作为主管机关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防范小姐在从业过程中被害，保护小姐在从业过程中的安全，就是变相保护性产业，是为性产业保驾护航。而后就会以各种理由批评警方治黄不力，放任黄毒泛滥，才导致小姐频频被害。
当年为防止性病、艾滋病而推行公共娱乐服务场所100%安全套计划的时候，卫生主管部门也承受了类似压力。好在当时有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主流媒体的声音也是一边倒，加上实施该计划的卫生主管部门并不负有禁娼的法定职责，该计划最终得以全面推展。
但公安机关目前所面对的局面颇为不同，尚不具备当年卫生部门所拥有的环境和条件。警方以管理、疏导或帮助的方式预防小姐命案还仅仅停留在个案式的尝试阶段，低调处理和“点到为止”是必须的工作策略。
赵军认为，警察向从事性工作的小姐传授降低职业被害风险的方法，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保护小姐的生命和财产，而且还可适当改变警察在小姐心目中单一而刻板的扫黄者形象，从而提高小姐被害后的报案率，促使性产业中的知情者向警方提供更多的破案线索，有效打击犯罪。这显然是一件有益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有益于社会治安，有益于公安工作的善举。“生命权无疑高于‘社会风化’，不管权利主体的身份如何。从这一点出发，警方教育小姐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财产，也是完全合法的。这是肩负扫黄和打击侵害小姐犯罪行为双重职责的警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所采取的，最为积极、最具建设性的预防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