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共痛史」续篇之一：一场虚话的『外交接收』
笔者去年在春秋曾撰「东北沦共的一页痛史」一文，连续刊载数期，记述我们在东北接收初期，和苏俄方面所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情事，而最后终于不得不作外交撤退的经过。但如果要推究起这种失败的责任来，归根结底，不能不说是由于左列几项因素所造成。
雅尔达协定种下了祸根
第一、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三巨头，在「雅尔达」所签的秘密协定，在协定中规定着：「开大连市为自由港，由中苏共管中长铁路，和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外蒙古于公民投票后可以独立。」这一秘密协定的签署，打开了苏俄后来可以公开侵略东北的门户，以及给予苏俄可以公然「培植中共实力』的种种藉口。
如果我们想要替罗、邱对史达林的这种让步，找一合理解释的话，那就是：他们从德黑兰到波茨坦，一直犯了「渴望苏俄加入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才种下了东北后来沦陷的恶因。
但事实证明，在「雅尔达协定」签订的当时，日本在军事上已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对战争已渐有不支之势。苏俄加入太平洋战争与否，其实并无_切的需要。所以当时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鲍尔温，称美国此项措施，为「无防卫的政治布置」，可谓持平之论。
果然，史达林答应于对德战争结束后九十天内，参加对日作战。但在实际方面，他却于美方把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长崎，举世人士都已经知道了日本有投降意向之后，才仓卒的向中国东北进军，以坐享其成！
宋子文不签「中苏条约」
第二、是经「雅尔达秘密协定」之后，罗斯福总统曾派赫尔利大使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中国当局，并要求中国政府加以承认。据说，蒋先生为了这件事曾经大发脾气，但最后终于不得不派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去商订「中苏友好条约」，以期符合盟国友人的愿望。
宋子文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物，他到达莫斯科之后，看到了这一协定的全文草案，他感到他实在没有勇气签订下去，于是便假「回国请示」的理由，把条约草本携回了重庆。
蒋先生为了这件事，曾在官邸召集高级官员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议，在会议中虽有许多人提出异议，但由于形势的限制，似乎已注定了所谓「中苏友好条约」原则上应受的约束。一个重要的条约，既在先天上受了约束，那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价值。最后，还是由熊式辉提出来两点技术上的修正意见，算是「折衷方案」。熊氏那两点技术上的意见是：
（甲）关于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必须将外蒙地图列入附件，以免苏方尔后的得寸进尺，对我国需索无已。
（乙）在条约上另加一条「但书」，即在此项协定签订后，「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苏俄均须援助国民政府，而不得承认其他政权」──这当然是暗指中共。
后来，当熊氏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他还非常得意于他的这两点提议。就是我在当时听来，也似乎觉得熊氏言之成理。据我们当时天真的想法，这样一来，也许可以制止了苏俄的野心，而不致于使它们对东北存过分的想法。
殊不知，事情隔不多久，苏俄已自动的把这项条约予以撕毁！不但在东北阻挠了我政府的接收工作，而且还用种种的非法手段，培植了中共的武力。
宋子文先生当时似已预见到了这点，所以他再三的不肯担任签订条约的名义。临时把王世杰拉了出来当外交部长，派他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同苏方签订了这项条约。当时参加的人，有熊式辉和蒋经国二氏。
美丽的远景终于消失了
第三、跟着这个条约而产生的一项政策，是确定了我政府「外交接收」东北的原则；从而才有由蒋经国出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任命的发表。
老实讲，在国军胜利之初，所有全国的同胞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乐观想法，以为天下太平了，不但东北可以顺利接收，更可把国家从废墟中建立起来而安居乐业，谁又会知道后来的事实，一切都恰恰相反呢！
关于东北接收工作，在当时人们的脑海中既浮起的都是一片美丽的远景，至于担任接收东北工作的人员，更不用说，也成了当时的最出锋头的人物。那时我们既到了长春，在每日下午三时有一项「高级人员会报」，参加的人选，有行营各处处长、各省主席、各市市长、各特派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但实际操决定之大权者，并不是该项会报，而为由熊式辉、张嘉□、蒋经国三位所组织的「三人小组」。
依照中苏条约的规定，苏俄是只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也不得支持其他的政权。可是，苏俄就利用同我国进行外交谈判期间，拼命的装备中共部队，那些从山东半岛、榆县、热河纷纷出开的「游杂部队」，很快的就从苏军那里得到了大批的军火。不到半年时间，那些徒手的共军，都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可以到处滋事了！
到了这个时期，我们更认清楚了苏俄的面貌是那么狰狞可怕！外交接收既然是走不通，那也只好来一次「外交撤退」了。
忽略了国际友人的建议
第四、是忽略了国际友人的珍贵建议。在我个人所接触过的来华美方军政要员中，我所佩服的人，有魏德迈将军、赫尔利大使和罗伯逊副国务卿。
那时的罗伯逊先生，是在北平担任美国新闻处长职务，和我不断有业务上的接触，他对中共的深刻认识，有些地方使我们都自叹不如。
至于赫尔利大使，当时虽奉到华府的命令，着他担任说服中国当局的任务。但他对于当时美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却由衷的持相反的看法。
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他甚至为了这件事，愤而辞去了驻华大使的职务。而且还在辞职之后，立刻发表了一项措词激烈的声明，指责国务院对远东事务处置的失当。
至于魏德迈将军，更是一位值得称颂的人物。他本来是一位现役军人，前途大有可为，可是，就在一九五一年四月麦克阿瑟元帅被免职之后，他也自动的辞去所担任的军长职务。他也像赫尔利大使一样，在辞职后发麦了一篇声明，猛烈抨击美政府的远东政策。关于东北问题，魏德迈将军曾有两次珍贵的建议，向我国政府提出，可惜，当时的我国当局对于魏氏的建议，都未能作当机立断的采纳。魏德迈将军的两次建议，对外既未经发麦，对内亦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所以才能够一直保守秘密到今。目前本港正在纷纷的译载「魏德迈将军的报告书」，我不知道这篇报告书的内容中，是否包含了魏氏这两次建议在内，但我以当事人的立场，却认为有在这里稍为透露的必要。
魏氏的第一次建议，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东北接收工作人员，奉令作外交撤退时提出来的。他那时是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先生的参谋长，和兼任驻华美军司令之职。他看出中国的东北问题，如果有苏俄在幕后作梗，决非单凭中国的外交谈判，所能奏效。所以他向蒋先生建议，东北的接收工作，可交由美军代为接收，然后再交给中国政府接管。
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这件事本来是非常机密的，当蒋、魏二氏举行此项会谈时，为了避免对外泄露起见，并未经过通译人员的传译，只由当时的侍从室高级参谋，后来出任天津特别市市长的杜建时将军从旁传话。可以说除了蒋先生、魏德迈将军和杜氏三个人外，并无其他人员在座。后来，杜建时和我在北平见面，由他亲口讲了出来，我才知道东北接收中间，还有这么一段经过。
至今仍怀念魏德迈将军
事后也有人怀疑魏德迈将军的意见，即使实行的话，会不会被苏俄所接受，这确是一个问题。但据我个人得到的情报，知道彼时的苏俄，于久战之余，元气大伤，而且由于战后的复兴，处处需依颇美国的帮助，只要美国肯这样做的话，它们还是不能不忍痛接受的。
魏氏的第二次建议，是于一九四八年他到华北视察以后提出来的。
那时，我已辞谢了「哈尔滨警备司令」，及「东北行营交通处处长」职务，回到北平任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
魏德迈将军到了北平，住在东城的励志社我们替他准备好的一所旧王府大厅里。那次奉命指定和魏德迈将军谈军事问题的，是孙连仲将军和我两个人。
由于我到过东北，那时东北的国军部队，正被围困于长春、四平、渖阳、锦州几个据点之内，无计可施。魏氏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曾谈到由东北撤退以固守华北，待机反攻，以免大量国军在那里枯守，坐待末日的来临一类的话，并征询我们的意见。
老实说，以军事眼光来看这一问题，魏的主张是非常合乎当时环境的。魏氏的意思是：把东北国军撤回长城以内，以确保华北。他告诉我们说：「华北不保，则华中危殆；华中危殆，则整个中国大陆将发生动摇！」
他认为东北现存的几个据点，就军事意义而言，已无死守的价值，我政府应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予以放弃。
魏氏这两次建议，不仅具有真知灼见，而且坦率诚恳。
他对于蒋先生，尤其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这种血性朋友，求之古今中外，都不可多得，我之所以佩服他，完全基于此种观点。
可惜的是，魏氏的两次建议，皆未得实施。本港某刊物最近曾指出魏德迈是我国的「第一号友人」，实非溢美之词。
「东北沦共痛史」续篇之二：林彪是怎样「贫儿暴富」的？
我们那次接收东北，飞到长春之初，根据所得的情报，共军林彪进入东北之际，只是带了一批干部，正式的部队，少之又少。但是，经过不到两年的功夫，林彪所统率的部队，已经超过了百万之众。后来，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竟发展到统率十个兵团、三十个军的兵力。他的部队的主要来源，就是东北的子弟兵。
是谁造成林彪这样的优势呢？我认为我们的那些接收东北的大员，不能辞其咎！因为他们那时在毫不注意中，首先失去了东北的人心！
一百三十万伪满军队
说起来是人所皆知的事，在日本投降之初，谁的眼睛里也没瞧得起共产党，尤其是在东北，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重回祖国怀抱的一股热情，可惜的是，那些担任接收东北工作的人员，当时并没有把「东北人心」，计算在接收的计划之内。尽管东北同胞害尽了「单思病」，提天誓日，愿为祖国效忠，和无条件的献出那颗「赤子之心」，但他们得到的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个冷冰冰的答覆！
当时东北人心何以会忽然间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记得那时我曾和莫德惠、邹作华、熊式辉诸位先生检讨过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分析起来，一致的公认，有以下几项原因：
最重要的一项，要算伪满一百卅万军队解体的那件往事。
当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之后，伪满若干军事负责的将领，登时慌了手脚，都急切的希望找到一个出路。于是，向以伪军「老大哥」自居的伪满军政部大臣邢士廉，便向那些伪满将领拍胸脯应承下来，说他一切有办法，叫大家不用担心！
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
大家见他那种胸有成竹的样于，情绪都立刻安定下来。在那个时候，更有人透露说，邢士廉的充任伪满职务，根本是出于重庆方面的授意，他的任务，就是潜伏在伪组织里面，以等待最后机会的到来，好给国家立功。同时也有人说，这个说法，只是邢士廉自己放出来的空气，用以安定人心。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因为我到东北之后，却始终未会见到邢士廉，也就不敢加以臆测了。
邢士廉被泼一头冷水
据我所知道的，邢士廉当时的办法，是打个电报到重庆，报告他掌握有一百卅万的伪满军队，愿意效命国家，听命中央，希望中央赶快派人到东北来主持一切。他的任务，是暂时维持军队的纪律，和地方上的治安，直到政府派人接收时为止。
邢士廉在电报中并且还向政府建议：假如当时的形势不许可的话，他将把队伍潜伏在山林里面，以等待时机。
重庆方面又如何呢，说起来很痛心，当时因为限于盟国「受降条例」的约束，既未便接受邢士廉的意见，也没有考虑到这些部队若一旦被俄共受降后，将会演成怎样严重的后果。终于把这一笔「肥猎拱上门」的好生意，加以拒绝了！
这时的邢士廉，和那一批伪满的将领，还在期待着重庆方面的答覆。而且在邢士廉的心目中，这项有益于国家、有利于地方的伪满军集体投诚事项，政府方面一定不会予以拒绝的。及至重庆电报到来，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不啻冷水浇头，使他们失望到了极点。邢士廉当时急得直跺脚，只好告诉那些伪满将领们说：「你们愿意把部队带到山里去也好，不然，就等着叫大鼻子（指俄国人）缴械好了！」
人弃我取林彪捡便宜
以后这些伪满部队，除了有少数潜伏在山里，后来被国军收编了以外，其余的都被红军缴了械，这些被缴了械的伪满军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小夥子，年龄大都在十八岁到廿五岁之间，他们决不甘心在家中蛰伏，游手好闲，当然是要千方百计的找一个「英雄用武之地」。
不久，当熊式辉将军重返东北之后，虽然洞悉了此中内情，曾经一度下令招抚，但格于经费、编制，也不能放开手去干。
所以，那时的东北行营，仅收编了七万人，一共编了三个军，十二个保安师，五十三个保安团，不及原有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一股巨大的武力就是这样轻轻易易的，被林彪吸收去了！
工人公务员一礼全收
其次，在伪满时代，东北是一个仅次于日本的工业区，靠做工吃饭的人很多。日本一失败下来，东北的大小工厂，全部都停了工，这些失业工人，生活立刻发生了问题，他们是急需要找一个求生的路子的。据当时估计，他们的人数，也在卅万人以上。
但我们在东北接收当初，连外交问题还搞不清楚，谁有功夫顾虑到这些工人们的生活，结果也只好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些人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也被中共吸收过去了。
此外，伪满的中下级公务人员，也因为日本垮了而「树倒猢狲散」，人人生活堪虞。原来，在伪满日治时代，伪满的官员，都履行一种「官员保险制度」，他们的每月薪给所得，除了生活以外，规定的必须提出百分之若干，作为「保险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这时的伪满政权既已寿终正寝，银行也连带站倒闭，他们储蓄的款项，也立刻变成毫无着落。这个时候，他们只好靠着当卖为生，但这种生活，又能维持多久呢？
这批嗷嗷待哺的人，人数也相当可观，环境逼着他们，必须赶快的寻找一个出路。于是，他们就成了林彪争取的对象，一个要卖，一个愿买，自然一拍即合。
淡漠态度与面子问题
还有就是当时那些东北接收人员，对当地人士的淡漠态度，无形中会使人产生一种偏激心理，也无形中会存有了一种报复念头，尤其是那些能够号召一部分力量的东北人士，他们在习惯上最注重的是「面子」问题，在这一方面，他们既然遭遇到了冷淡，一股怨愤之气，无由发泄，少不得要另打主意。心理并且觉得：「你们既然瞧我们不起，好吧！露一手给你们看看。」
这样，更用不着中共方面怎样的争取，这些人便已经愿效驰驱了。
莫柳老（德惠）是一位最了解东北人心理的人，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家乡子弟们，时常在他老先生面前发牢骚。他每次都是用很和善的语调，加以安慰；但空言究竟无补于实际，这些年轻人，后来还是跑到林彪那一方面去了！
一个东北同胞的感想
我在长春时，有一次曾经问过一个东北老百姓说：「你们对于国军的到来，作如何的感想？」这位东北同胞答覆我的话，简直非常使我吃惊！
他说：「从我们的眼光中看来，国军同日军并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呢？」我连忙追问。
他说：「日本人在东北，除了言语不通以外，对待中国人有时也还客气。这次国军到来，除了在心理方面，我们知道他是国军以外，在言语方面，照旧不通。彼此之间，似乎距离得很远。你想，这与日军驻在东北的情形，又有什么差别呢？」
他接着又问道：「国土光复了，东北家乡的子弟兵，在外面流浪了十四年，他们这次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们？」
像这类问题，实在使人觉得无法答覆。于是，乃格外的引起了东北同胞对中央的疑虑。
八百廿壮士另走别路
我记得在前几期的春秋上，我曾写过一篇东北「几百廿壮士」那件故事，认为在国军衰征，是非倒置的情况之下，而能为国家争气节，为民族全忠孝的人物，却出诸于那些粗豪不文的下级官兵方面，确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所以我当时对于这「八百廿壮士」曾给予相当的优待，和多方的鼓励。
谁知，我们因为「外交撤退」，由长春撤回北平的时候，有一天我同熊式辉先生促膝深谈时，提到了这件事，熊氏告诉我，当时曾有人对于我处置「八百廿壮士」的做法，极表不满，认为我是有意对他们示惠讨好。
熊氏这句话，曾引起我无限的感喟，我当时曾和熊氏说：「我们到东北去，是接受人心呢，还是接收物质？国家的钱用在替国家出力的官兵身上，有什么不对？如果说这是我示惠，八百多个人我拉拢他们又有什么用？」经过我的解释之后，熊氏也深具同感。他并且劝我，对这些话不必介意。孰知，我们后来的离开东北后，这「八百廿壮士」仍成为主要关键。因为那次我们的撤离长春，为了不愿过于显露出来「外交撤退」的姿态，对于「八百廿壮士」，也就未便去通知他们。
这八百多个人，便在「无人问津，情况不明」的情势下，被弃置于长春。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从此就飘泊无依，重新又走上饥饿的路线，相反的，他们却找到了另外的归宿，和加倍的接待。
洪水溃堤不可收拾了
这一些久经战场的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焉能不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所以，在不久的时间以后，便被共党的工作人员，把他们诱骗着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那时的共党，知道东北人民对它们并没有什么好感，还不敢打出来「人民解放军」的旗号。
据说，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共军攻陷长春的时候，这批弟兄们，便是出力最大的人！
有了以上种种原因，就造成了国军尔后在东北不可挽救的颓势，卒至如洪水溃堤，一决而不可收拾！林彪的一百几十万军队，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贫儿暴富般的培植起来的。
这些东北子弟，不仅在白山黑水之间，能征惯战，而且当它们入关之后，不匝月便决定了华北的命运。华北一失，华中危殆。一年之间，国军便退出了整个中国大陆！推源溯始，虽不能说是东北的失败，才影响了整个中国大局，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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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林彪是怎样「贫儿暴富」的？──「东北沦共痛史」续篇二则》，标题为HGC所拟，是以《春秋》杂志总第37-38期（中华民国四十八年）连载之「东北沦共痛史」续篇各同名内容全文为发布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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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典戎： 林彪是怎样「贫儿暴富」的？──「东北沦共痛史」续篇二则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