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38亿翻坝公路被指劳民伤财

东方网



投入38亿元的江南(长江南岸)秭归至宜昌全长约58公里的三峡翻坝高等级专用公路的复建项目获得湖北省发改委的批复

为每月仅有一万多辆三峡翻坝转运的滚装车辆，破坏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投资元修专用翻坝公路，劳民伤财

★采写/摄影《小康》特约撰稿 桂慧樵

“水陆”转运遭路桥封锁

作为宜(昌)黄(石)高速公路延伸段，28公里长的三峡专用公路为国家准一级公路，连接着三峡工程坝区的西陵长江大桥及其大坝上下游两岸水运等设施。由于永久性船闸通过能力不足，三峡专用公路还是大坝上下游两岸的港口码头等重大交通设施及渝东、鄂西的主要水陆联运交通大动脉，对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避免宜昌滚装车辆压港和堵塞交通，三峡总公司先后开放黄柏河大桥、西陵长江大桥和三峡专用公路等设施。但运输半年之后，该公司以路桥不堪重负为由，于2004年6月30日开始，禁止滚装车辆使用三峡专用公路和西陵长江大桥，致使便捷的南北两岸双向“水陆”翻坝转运，改为双向“水陆水”翻坝转运。即：上行滚装车辆从宜昌夜明珠滚装码头上船，横越至大坝下游南岸岱狮码头下船，经南岸翻坝公路至秭归茅坪银杏沱滚装码头进入川江航道；下行则由位于三峡坝首的武警码头上岸，经陆路到坝下的枯树岭码头下水，再水运到宜昌城郊的夜明珠滚装码头。

2006年10月，随着大坝156米蓄水的条件具备，北岸坝上武警码头被淹，又改为位于三峡库首上游北岸4.7公里的靖江溪码头上岸，经陆路到坝下12公里的乐天溪华强滚装码头下水，再由滚装船运至宜昌城郊的夜明珠滚装码头。

由于实行南北双向“水陆水”翻坝转运，要求滚装车辆在从宜昌秭归银杏沱和武警码头(靖江溪港)至宜昌夜明珠5个转运码头几上几下，造成运输的许多不便——每辆车平均比原来多花费10多个小时，而且还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此外，还要额外多交40元的码头费用和150元的转运费。

南北路线的较量

由于三峡总公司对西陵长江大桥和三峡专用公路的刻意封锁，南北两岸各自出台了争修一条高等级通道连接网络的设想。

南岸是宜昌市秭归县辖区，北岸是宜昌市夷陵区辖区，早在三峡大坝建设初期，南北两岸为了争取港口复建资金和发展建设项目，双方已暗中角力过。如今在对滚装车翻坝路线上也是各执已见。夷陵区建议在北岸新辟一条49.5公里，投资约20亿元的高等级翻坝专用公路，实施“水陆”翻坝。同时争取远期协调开放三峡专用道路或利用规划中的杭兰高速公路，并协商在三峡大坝区附近的张家口段预留互通线路，以满足将来建设北岸翻坝公路的需要。而秭归县建议在南岸新辟一条三峡翻坝高等级公路，起点为秭归县茅坪镇曲溪桥与334省道宜巴线相接，经九里、桥边、联棚、艾家等地，止点与沪蓉高速公路宜昌长江大桥南枢纽互通，并与宜昌至宜都等公路相接，以实现“南北分流，水陆直达”的长期翻坝格局。

此次由湖北省发改委审批的江南三峡翻坝高等级专用公路可行性报告，正是按南岸所提出的方案审批的。一旦该工程付诸实施，由于地理条件所限，据预测需开挖路基土方30.46万立方米，路基石方322.48万方米，防护工程9.10万立方米，高边坡防护锚喷砼45.50万平方米；桥涵工程：大桥14750延米/37座，中、小桥560延米/8座，涵洞11760延米/196道；隧道工程；特长隧道(石质)14170延米/4道，中短隧道(石质)1620延米/3道……

脆弱的江南将再受重创

2006年6月20日，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北省交通厅在武汉共同主持召开“《三峡翻坝运输江南专用公路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预审会议”，认为“建设三峡翻坝江南专用公路通道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该项目建成后，对于形成水陆连运长期翻坝机制，提高三峡船闸的综合通过能力，确保三峡工程运行安全，整合港口资源，完善三峡坝区综合运输体系，促进宜昌市和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此庞大的工程势必破坏三峡旅游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

秭归县地处鄂西山区，位于三峡工程坝上库首，长江西陵峡两岸，是全国闻名的地质灾害高发区。据了解，截止2005年底，全县分布各类地质灾害854处，分布总面积约8367.5平方米，灾害体总体积16.25亿立方米，威胁人数89002人，预评估经济损失约28.4亿元。同时，三峡工程库区分布各类地质灾害也有355处，预评估经济损失约23.631亿元。近年来，中央治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专项资金给湖北安排的11亿元中，用于南岸的治理经费就高达7亿多元。如此规模宏大的交通设施工程，很有可能造成南岸不稳定的地形的地质灾害。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马小汉处长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在地质灾害高发区，可搞可不搞的工程，尽量不搞。”

不仅如此，工程还会给三峡旅游资源的保护带来严重破坏。夷陵区西陵峡段的两坝一峡(三峡大坝、葛洲坝、西陵峡)是整个长江三峡旅游的核心景观，旅游核心景区黄牛岩风景区在长江南岸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选择南线翻坝方案，须开山炸石，或开挖隧道横穿三峡黄牛岩与西陵峡风景区，对“两坝一峡”核心景区的旅游资源必将造成极大破坏。将来开凿时的大量弃渣也将成为一个大问题。即使占地后复垦防护，也将有大量的水土流失至艾家河和野河，给后期治理留下难题。

除此之外，还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出现三次移民的现象。坝区南岸新建公路方案选择的线路，有数以千计的三峡移民安置，如果让这些移民再搬迁，造成大量移民失地，可能产生长远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改造”与“新建”方案的优劣

随着川江运输结构的调整，滚装车辆进港实行计重收费，近年来，滚装车辆均呈下降的趋势。来自宜昌市港航管理部门的统计， 2004年，翻坝运输最高年份，进出川江滚装车辆为31.7万辆；2005年为31.4万辆；到2006年下降至30.4万辆。而从宜昌方向经南岸至秭归银杏沱的滚装车也由2004年平均每天的430辆减至2006年的400辆左右。

湖北省及重庆市港航部门预测，随着沪蓉、杭兰高速公路及万宜铁路的开通，加之目前日趋红火的集装箱运输的兴起，川江滚装运输将会逐渐被其它运输方式所取代。有关专家质疑，投资38个亿，修一条长达58公里的翻坝专用公路，每天只有几百辆车上行，而从秭归至宜昌下行的车辆更少，实在令人震惊。

正当南北两岸争夺滚装车翻坝出口专用公路时，有关专家则提出另一种思路，即提等改造宜(昌)巴(东)三级公路夷陵到秭归县段。这一构想连同宜昌市相关部门提交的相关认证报告，曾在2005年3月15日由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组织召开的评审会上，作为应急翻坝方案的优先选项，初步确定并予以通过，报备交通部决策参考。

改造宜巴公路不仅可以减少水土流失，最大限度地保护长江三峡的旅游生态环境，而且占地少，征迁协调难度远远小于南北两岸新建方案。据交通部长航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宜巴公路从宜昌市夜明珠匝道至夷陵区太平溪港口和靖江溪码头为48.5公里，至秭归县城也只有64公里，无论是从北岸还是从南岸的港口设施翻坝中转，均可直接与宜巴公路和三峡专用公路相连。如果按二级路(局部路段接山重一级路)进行提等改造，不仅投资省(按一级公路改造也只需5亿元)，而且又实用。

只要稍微比较一下“改造”方案与“新建”方案的优劣，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放弃经济又实用的改造方案，而选择投巨资修一条实际价值不大，效益不高的道路。

可惜改造宜巴公路的方案报相关部门后，再无下文。

翻坝由“应急”改为长期

1998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使三峡工程所在地水位陡涨，船舶无法继续下行，湖北省政府、宜昌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指定所有船舶在秭归茅坪一个临时港口就地靠泊，中外游客和滚装车辆通过茅坪港起坡经陆路翻坝转运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2002年11月1日起，在长达234天的三峡工程蓄水碍(断)航期，翻坝转运又开始了。

2003年6月16日，三峡永久性船闸进入为期一年的试闸通航期，本以为可以退出历史舞台的翻坝转运，由于三峡大坝5级船闸年设计5000万吨通过能力，只能通过3400万吨，船舶过闸矛盾十分突出。于是，翻坝，随着大坝建成，受三峡永久性船闸通航能力的制约，由临时“应急”改为长期…… (东方网) 记者:桂慧樵

《财经》杂志：高山何以卷走中行10亿?



在2005年1月4日之前，在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员工眼中，行长高山是个会唱歌、有业绩的“兄长般的领导”。而东北高速事件曝光后，面具在瞬间崩解，一个工于心计、令人生畏的赌徒形象油然而生。

高山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生于1965年8月11日，属蛇。父母曾经因“右派”被下放到黑河，后来回到哈尔滨。

高山一家三口三地分居，妻子李雪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学心理学，女儿在河南郑州外祖母家，所以多年来高山在哈尔滨的同事从未见过高山的家眷。事发后，大家才听说，他的妻儿早已移民加拿大。高山的父母也在几年前搬家，下落不明。

接近高山的人士称，其人身高一米八左右，平时戴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加之平时话不多，给人感觉很踏实，很有亲和力。他还给女儿取了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叫“高山雪莲”。据称这四个字既包含了他和妻子的名字，又显得纯洁。高的办公室还挂有一幅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巨幅画像。

熟人说，高山善于交朋友，三教九流结识了很多人。在哈尔滨中行系统内部，他素以能拉存款闻名，并因之左右逢源，备受上级信任和下属爱戴。

1998年12月18日，河松街中行的 前身新兴分理处搬到现在的地址河松街203号。当时工作人员只五个。高山从那时起就担任分理处主任、后来的支行行长，直至此次事发。由于地处偏远，加上周围没什么配套建设，私人储蓄都很少，更别说开展对公业务。

高山主持工作半年多后，从1999年8月开始，新兴分理处的业务——主要是存款业务突然大量增加。尤其那年岁末，东北高速在新兴分理处开立账户，首笔便存入了2000万元。新兴分理处的存款业务就此做大。2004年9月，新兴分理处升级为河松街中行，正式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人。

因为业绩突出，高曾有机会被提拔为道里支行副行长，但被他拒绝了。2002年，道里支行还奖励了一辆polo轿车给高个人，但他让给了分理处同事使用。这些举动使高在河松街中行颇得人望。

据同事回忆，高山最后一次在中行露面，是在2004年12月29日，工作如常。第二天，高山给行里打了个电话，问支行里有没有事，人手够不够。当天，他向上级部门中行黑龙江分行道里支行请假去北京看病，被批准。此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

元旦三天假期之后，2005年1月4日，河松街中行事件彻底曝光。但这时大家已经找不到高山。此前高山曾带同事到家里玩，同行者均惊讶于他家的简朴：屋里只有一个14英寸电视。但案发后，公安人员找到这个地方时，屋里已积了厚厚一层灰，显然很久没人居住。桌子上放着一个橙子，水分已经全部挥发，干瘪地立着。

美国“911事件”之后，高山曾经感慨：做人就要像本拉登那样，“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大的”。

高山生日是农历七月十五，适逢中国“鬼节”盂兰节。河松街中行事件发生后，黑龙江中行系统内部有人在私下议论：“高山真不知道是哪跑出来的一个鬼头！”

(《财经》杂志) 

外逃巨贪高山与1.7亿农村养老金


瞭望东方周刊




2007年2月18日(加拿大当地时间)，从加拿大传来了一则消息，使得过去了两年多的、发生在2005年1月的一起伪造假票据诈骗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案再次成为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而那个消失了两年多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高山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消息称，涉嫌侵吞超过十亿元人民币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于当地时间18日被加拿大警方以虚报职业入境为由在其温哥华寓所拘捕。高山于20日在温哥华首次出庭接受拘留聆讯。中国公安部要求加拿大当局将高山遣返回中国，但高山却以中国司法制度不透明为由，拒绝回国受审。同时被捕的还有高山妻子李雪和17岁女儿高山雪莲，问话后她们均已获释。

获此信息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赶赴高山案的案发地哈尔滨，试图再次了解此案发生后两年的时间里，案件的侦破、受侵害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所作的各种补救和整改措施实施的情况，以及对于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并可能遣返回国等一事，哈尔滨各界有何反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广志 颜秉光 梁书斌 张琰

案情回溯

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在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对前者存款余额进行核对时发现，东北高速存入该行的巨额存款不翼而飞。当时，东北高速在该行的两个账户中仅剩余7.31万元人民币，而此前的银行询证函显示，截至2004年11月30日，两账户共有存款余额2.9397亿元。与此同时，东北高速的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在河松街支行的530万元同样去向不明。更为离奇的是，除东北高速外，包括辰能公司、黑龙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哈尔滨旅游局在内等数家单位总计高达10亿多元的资金都不知去向，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此时也跟巨资一样人间蒸发。

问题一经发现，中国银行总行立即派出工作组进驻黑龙江省分行，彻查河松街支行的账户和资金情况。公安部也随即成立专案组，全力追查高山等人的行踪。而当时就有传言说，高山已经在案发前夕就逃往加拿大与其妻子和女儿会合。

2005年1月11日，东北高速一纸诉状递到吉林高院，要求河松街中行支付2.9397亿元的存款本金及利息。1月15日，东北高速就巨额存款失窃一事对外发布公告。1月17日，该案在吉林高院立案。

至此，这起建国以来发生在黑龙江省涉及金额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才彻底暴露，为众人所知。因其涉案金额巨大，大部分资金已经转移到海外，且发案银行中国银行又是老百姓予以极大信任的国有银行，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关人士认为，犯罪嫌疑人高山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陆续将诈骗而来的巨额资金提现，并转移到国外而未被察觉，这无疑暴露了我国在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上的严重缺失，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亟待完善。

巨额资金是如何被侵占的

2005年1月，哈尔滨警方正式将高山伪造假票据诈骗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一案立案调查，称为“1.06”特大票据诈骗案。经调查，“1.06”案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哈顺合、北京绿洲、北京华能诚通公司等全部涉案公司的幕后实际掌控人李东哲和原河松支行行长高山。

据悉，李东哲与高山是同学。前者利用个人关系，向储户许诺高额回报，骗取国有单位负责人信任，诱使这些单位在河松街支行设立账户并存入大额资金。随后，高山伺机利用行长职务之便私刻这些企业建户的印章，偷换预留印鉴，将上述账户内存款秘密转入李东哲控制的账户内。

然后，李东哲再指使手下人员设立数十个账户用于转款提现。2000年9月至2005年1月，仅在哈尔滨、大庆两地，李东哲就在18家银行设立29个提现账户，共提取现金计4.57亿元。

直接参与伪造假票据的还有高山的司机刘静，尽管他始终是银行的外聘人员，却能够以银行信贷员的身份，穿梭于河松街中行与各大企业客户之间，为企业提供所谓“上门服务”，包括收送支票和银行对账单等，为高山案中最重要的助手之一。2005年2月15日，因涉嫌票据诈骗，刘静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5年3月11日，因涉嫌票据诈骗被逮捕；2005年10月9日，被移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哈尔滨警方介绍，本案有大量提现过程明显属超范围、超额度违规使用现金。如设立于农行大庆龙南支行的“人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10个月时间内提现61笔，总额1.1亿元；设于工商行哈南岗支行的“哈尔滨永益实业公司”账户，6个月提现73笔，总额3900万元等。

据哈尔滨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从2000年年初至2005年年末，高山、李东哲共骗取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单位巨额存款高达9.426亿元。

截止到2006年6月，办案人员仅追缴回犯罪嫌疑人用诈骗所购价值不到4亿元的豪宅、高档汽车等用以装点门面的物产。犯罪嫌疑人为彻底占有上述诈骗所得，于案发前利用银行监管漏洞违规提取现金近6亿元后逃往国外，致使赃款去向线索中断。

而此次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并且有可能被遣返回国，一旦促成其遣返的话，那么对于长达两年的侦破工作和巨额资金的追讨无疑都将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

回到案发地

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北部，紧邻着松花江。几年前，这里还是成片的棚户区，经过发展建设，现在已经变成为颇具规模的居民区。就在这成片的居民区之中，有一个门面不大、窗口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几年前，它还只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众多营业网点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但自2000年高山开始隐秘挪用银行资金开始，这里就变成了罪恶的渊薮。

案发两年后，在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后，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河松街支行。支行里的三个营业窗口都在正常办理存储业务，10多位储户依次排队等待业务受理，井然有序。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储户，他们大都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也是河松街支行的老储户，有的长期在这里缴纳水电费，有的将积蓄储存在这里。当问到他们是否还记得发生在两年前的高山案时，他们都表示听说过，但也有个别储户并不知晓案发的银行就是这家河松街支行。

“2005年的时候，邻居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一个小支行的行长一下子就拿走了10个亿，这怎么得了！但我也没有因为这个银行出了事而将自己的钱提取出来。”一个储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支行的保安去年刚到这里上班，他说在这工作一年，同事之间没有议论过高山的事情，倒是有些储户开玩笑的时候经常会说“你们行长拿了10个亿跑到国外去了”这样的话。

“高山这个人绝对是个阴谋家，在河松支行潜伏了5年，如此隐蔽地做‘自己的事’，不被人发现，实在太‘厉害’了！他4年里一共18次出国去加拿大，而且都是工作时间，他的妻子和女儿很早就移民到加拿大，这些怎么就没人发现呢？”黑龙江省社保局的一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

据了解，高山曾经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全省系统内业绩最突出的员工之一，最高时一年拉来的存款达20亿，授信40亿额度。他当时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道里支行新兴分理处(也就是后来的河松街支行)任主任，他在任期间该行的存款业务突然大量增加，这成为高山在中国银行青云直上、掌握越来越大权力的资本。

但同时，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视为很“优秀”的行长，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里认识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也都是在案发后通过媒体才“认识”了这个同事。

自2005年高山案发最初，本刊记者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试图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当时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以各种理由拒绝采访。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一位办公室副主任说：“公安部有明确要求，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相关情况透露出去不利于案件侦破，因此一律不接受媒体采访。”随后，记者又多次拨打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张平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本刊记者又赶到河松街支行，一听说有记者来找行长，一位男工作人员从办公区走出来，先是说行长不在，后称自己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

两年后的2007年2月28日到3月1日，本刊记者再度来到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提到高山案，希望到省分行了解情况时，其办公室主任直接在电话里以“该问题过于敏感，不便多说”为由拒绝记者前往。当记者直接赶到省分行，他的办公室的门却一直都紧闭，而他的手机号码竟然也成了空号。

负责银行监管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媒体的介入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2005年1月，本刊记者前往黑龙江省银监局，该局办公室赵主任对记者说，这一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门一直在“封闭办案”，他们不了解具体金额及涉案人员的情况。

此次本刊记者再次联系黑龙江省银监局，办公室邓主任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只是知道这个事，但因为我到办公室岗位时间还不是很长，高山案的具体经过我也不是很熟悉。”后来，记者再次要求采访，邓主任则直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山的事情不是我们省银监局所管辖的，我们不能接受采访，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跟上面请示过了，不便接受采访。”

直到记者发稿前，中行黑龙江省分行和黑龙江省银监局仍然没有同意《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高山一案进行采访。

中行给社保局的三份承诺书

高山案发之后，几家受害的企业和单位都相继向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传言说几家单位曾经试图联合起来进行起诉，要求中国银行对高山诈骗的资金予以赔偿，唯独黑龙江社保局至今仍然没有起诉，这不得不让人们心存疑问。

本刊记者2007年3月1日上午到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采访时，正值该厅召开2007年全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暨系统先进表彰大会。在会议上，几位领导的发言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强调，一定要加强对社保金的管理和监督。在记者与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秦玉德交谈的过程中，秦厅长也一再强调，经过高山案和上海社保案之后，他们吸取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在谈及黑龙江省社保局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起诉中国银行的时候，秦玉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案发当月，我们社保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立刻聘请了律师，写了一份起诉书，准备起诉中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与中行进行交涉，交涉的过程中，中行提出他们当时正在筹划上市，如果起诉恐怕会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另外，中行还说，这个钱虽然被高山这伙人带走了，但这属于银行内部的管理问题，你们存在我们银行里的钱我们认可。不管是谁盗走了，我们也都要负责给你们支付。另外，我们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还要求中行必须给我们提供书面的承诺。因此在我们的要求下中行先后写了三次承诺书，保证这笔钱一定会连本带息地还给我们。承诺书现在还都在我们省厅里。”

“目前，省分行已经向总行汇报，同意偿还我们资金，现在正在办理手续。中行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说，我们存款的手续是健全和正当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社保局在管理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造成巨款被盗完全是银行内部的管理出现了问题。后来，我们社保局和省厅看到中行对我们有书面的承诺，并且他们再三提到上市的问题，不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起诉。因此，我们社保局和省厅就暂时没有起诉中行。”秦玉德说。

据秦厅长说，中国银行给社保局和省厅的承诺书上所写的还款的最后期限是2007年年底。

“这是银行的损失，不是我们社保局的损失”

高山案中，黑龙江省社保局一共损失约1.7亿元人民币。但对于被诈骗的1.7亿资金，秦玉德厅长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高山盗走的是我们1.7亿元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虽然这个钱被他盗用了，但对我们社保局来说，我们不承认是我们的损失，这是银行的损失，这个钱银行是一定要还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只是中国银行众多储户当中的一个，钱存在银行里，出了什么问题自然应该由银行负责。”

而案发至今两年，1.7亿的农保基金漏洞社保局又是怎么填补的呢？秦玉德厅长说：“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还没有到应当支付的时间，因此，中行至今没有还我们的这笔钱也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支付。另外，我们一共有3个多亿的农保基金，一部分存在河松街支行，还有一部分存在其他银行了。”

据秦玉德介绍，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还没有实行财政指定的专户管理。以前，农保基金是归民政部管理，1999年机构改革后，才从民政部转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

当本刊记者问到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大笔钱存到河松街支行时，秦玉德说：“当时河松街支行的上门服务业务很好，因此我们就选择了他们这个银行，而且中国银行在黑龙江省的信誉度也比较好。当时，谁会想到国有银行会出现这个问题？”

“案发之后，我们也作了认真分析，也从我们自身查找不足和疏漏。首先是对银行存款票据真伪的辨别。老实说，过去一听说是国有银行，谁会想他们会有假票据啊，因此与国有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就丧失了警惕性。高山案后我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资金基本都不到各家银行的支行去存款，而是直接到管理更加规范的分行去。”

另外，社保局开始对银行的所谓‘上门服务”提高警惕，基本上采取婉言谢绝，直接到银行窗口办理业务，杜绝弄虚作假的再次发生。

据法律专业人士介绍，银行的“上门服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目前也是各大银行竞争业务时普遍采取的手段之一。对比中国银行专门针对“上门服务”的内部规章，例如要求上门服务时必须同时有两名信贷人员前往，上门服务人员在收取现金、支票后必须马上返回银行，中途不得再办理其他业务等，河松街中行所谓的“上门服务”显然是“特立独行”。高山正是利用了业务、包括“上门服务”的监管的缺失，才有机会盗取了巨额资金。

此外，案发后，社保局立即对其他几笔资金进行核对，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我们省厅有专人定期到银行去对账，但以前都是银行打对账单给我们。”秦玉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行到底怎么了

据悉，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对中国银行业的评审中，中国银行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为争夺这个“第一”，中国银行近年来围绕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内控机制的完善多次被提及。但中国银行恰恰也是中国银行业近些年来大案爆发最为频繁的银行。

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初，中国银行先后查处违法违纪人员2577人，约占全行员工总数的1%。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45人，党纪处分161人，行政处分1224人(含开除公职316人)，其他处分1047人。而在2004年力度如此之大的改革过程中，河松街支行的问题依然没有被内部觉察。

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事发之后，2005年2月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公开承认，中国银行类似案件爆发次数多，反映了该行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还比较薄弱。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易宪容主任则认为，这几年我国国有银行内部屡次发生重大资金挪用和诈骗的案件，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机构，权力分布太过密切。政府权力，一把手为大，权力被一个人把持，一个人能够决定一切。权力集中很容易导致胡作非为，也没有监管。银行也是如此，银行行长一方面是银行资金的守护人、管理者，同样还是这些钱的支配者，行长的权力过大，导致权力失控，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薄弱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易宪容还说：“如果高山真的能顺利引渡回国，一定要依法对他进行严肃处理，不仅是他，其他涉案人员也要进行严肃的处理，就连当年任命他的人、提拔他的人都不能免责。”目前中行已对13名相关责任人予以处分或免职。

时至今日，震惊中外的高山案仍然没有结案，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扑朔迷离，人们寄希望于引渡嫌疑犯高山回国接受调查和惩罚，同样更加希望流失到国外的巨额资金能够追讨回来。《瞭望东方周刊》也会对此事继续予以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高广志 颜秉光 梁书斌 张琰

海外烂账一大堆，中国经济外强中乾

亚洲时报 



从资料上看，中国俨然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特别是在外贸领域。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8万亿元（2.2万亿美元），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还是仅次於德国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并有望在2010年前抢下头把交椅。

经过了20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品种繁多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向了国外市场，在换回大量外汇的同时也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年1月，中国贸易总额达到1,57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5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和出口贸易额分别为707.4亿和866.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27.5%和33%。

然而，现实却远没有这些资料乐观。对中国的出口商来讲，由於海外应收账款屡屡遭到拖欠，他们的利润并未因贸易额扩大而增加。

虽然很难统计被拖欠的海外应收账款总额，但据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估计，到去年底，我国企业海外应收账款累计已达1,000亿美元，且每年以 15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人民日报》网路版称，中国企业的烂帐率一般在5-30%之间，而国外同行仅为0.25-0.5%。

从地域上讲，海外账款拖欠现象过去多集中在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但如今在缺乏外贸经验的内陆省份、中小型城市及地区，这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海外应收账款的话题，最先出现在1991年4月商务部与世界顶尖商业和信用资讯提供商邓白氏（Dun & Bradstreet）举行的“国际商账追收研讨会”上。韩家平说：“会议一结束，我们便接到了国内企业100多个海外追款委托。”

在众多的海外账款拖欠案例中，家电大王“四川长虹”被一间美国公司拖欠24亿美元的遭遇，被称为是所有中国出口企业最好的反面教材。2001年，四川长虹开始与位於加州的APEX公司合作。在随后的4年＿堙A四川长虹向APEX运去了总值达111.3亿美元的家电产品（主要是彩电），但仅收到了很小一部分的货款。

四川长虹2002年的年报称，APEX拖欠的货款已达到38.3亿元，但双方的商业往来却还在继续，直至2004年。在与APEX的贸易中，四川长虹损失了至少26亿元，令它的烂帐率达到了28%以上；该企业1998年至2003年间的所有利润，几乎都因此而抵消了。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Sinosure)一名人员表示，他们在处理一些海外账款拖欠案例时发现，有多个城市的受害出口商，是被同一个恶意拖欠账款的海外买家所欺骗。他认为，这说明了国内出口商有必要加强相互之间的资讯交流，并实施更严格的风险管理体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中国惟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

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收讨债务的美中资产管理公司（US-China Assets Management）总裁刘海善说：“一些美国公司的行骗手段，简直可以编一本骗术大全。”刘海善说。他指出，骗子公司常用的手段主要有三种：先下小订单并及时付款以取得国内企业的信任，再下大订单骗取国内企业先发货后付款；利用中国企业不熟悉美国法律条款的弱点，钻法律漏洞侵占货物；设立空壳公司，骗取中国公司的货物。

专家们也指责，中国企业对烂帐率高企缺乏足够关注。“目前很多企业并不重视海外追债，宁愿吃哑巴亏。”刘海善说。

美中资产管理公司原打算去年12月在上海举办“中美追债论坛”，但不得不推迟到今年3月。刘海善说：“推迟会期也是无奈之举，原计划有100家企业参加，但当时只有18家报名，远远低於我们的预期。”

国有企业对追债更加漠不关心。韩家平认为：“很多国有企业在高级管理层更替时，由於继任者担心逾期账款追不回而变为坏账，影响其政绩，宁愿继续作为应收账款挂在账上而不愿积极追收。因此，在应收账款已逾期一年以上后，国企仍不采取任何措施。”

商务部称，在1,000亿美元的海外应收账款中，10%已被拖欠了3年，30%拖欠了1至3年，25%被拖欠了半年至一年，而35%还不到半年。

在发达国家，企业收回账款的期限通常为半年，逾期便被视为烂账；而中国企业不但未对应收账款规定期限，还认为若欠债企业未破产，债务都不应被视为烂账。

韩家平说：“在发达国家，信用管理完善的企业烂帐率普遍较低，因为他们采取的措施越快，账务成为烂帐的几率越低。相反的是，中国企业因害怕失去客户而一味地‘纵惯’买家。”

刘海善说，若买家在约定时间过后的60-90天内仍未付款，中国企业就应高度注意；而一旦超过了三年，就会因证据不足、企业变换管理层等原因，而很难再追讨回债务了。

由於竞争加剧，一些小企业为争抢客户还同意对己不利的支付条款。刘海善解释说：“不少国内出口商根本不了解客户的信用纪录，有的甚至在客户一个电话或一封电子邮件之后便发货了。”

他认为，中国企业烂帐率高的一个原因是，追讨欠债成本高昂。例如，美国律师每小时收费350美元，在打赢官司后还要收取总债务的25-35%作为佣金。

除了建立起监管应收账款的信用部门外，中国企业也应与提供信用报告的专业谘询机构密切合作。刘海善期望，中国出口商能与美中资产管理公司等的国际债务追讨与谘询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他认为，“这样比企业自己追债更有效率，且成本更低。”

另一个办法就是，为出口货物购买出口和信用保险；这也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信用保险，能将外贸风险最高降低九成。从2005年起，四川长虹就成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客户。除了提供保险服务（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金融服务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帮助四川长虹改善其境外风险管理体制。

为帮助企业规避海外商业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之前公布了首份涵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分析报告：亚非拉的新兴国家，虽然是中国企业的投资热土，但风险指数非常高。阿富汗和伊拉克去年的风险指数为第9级，意味着在那＿婺g商面临的风险最高。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若昕说：“政局动?、潜在的恐怖袭击和投资法规变化莫测等，是在这些国家经商所需应对的最大风险。”

他说：“相当多的欧洲小国的评价很不错。”在所有评估的130个国家及地区中，卢森堡、安道尔和列支敦斯登获得了最高评价，即第一级。也就是说，那＿?瑰??藿???C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夥伴，日本、美国等评级为第二级，与去年相同。

成立於2002年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04至06年间为中国的出口产业提供了约700亿美元的保险服务。

漫画：公款吃喝 中新社发 李忠 作

　　年仅25岁的审计员接受被审计单位请吃招待，猝死在酒店门前，去年4月发生在河北盐山县的这件事，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事情发生后，审计署和河北省审计厅迅速派员调查。10月底，有关负责人受到相应党纪政纪追究。

　　从这个案例不难看出，公务接待造成的耗费浪费、衍生腐败、损害政府形象等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从保护社会财产角度看

　　专家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

　　“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一直以来，公款吃喝违规人员受到的处理结果不外乎警告、通报批评等，极个别影响恶劣的，其职务才会受到影响。

　　如何消除公务接待中的种种弊端，建立起遏制公款吃喝风的长效机制，一些人士认为，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

　　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振中说，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专门针对公款吃喝的调整内容，应该从给公款吃喝定罪角度来约束公款吃喝风，对公款吃喝者重惩。

　　法学界曾经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罪与非罪进行过探讨，有人认为应该给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者定个“挥霍浪费罪”，但是最后也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江西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龙说，目前在我国，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还没有上升到贪污、定罪的高度。应当给公款吃喝者定罪立法，因为实际上公款吃喝者已经对社会财产进行了侵占。

　　从依法执行预算角度看

　　超预算公款消费就是违法

　　李云龙认为，公务接待没有标准，随意性大，这是我国公款吃喝费用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因此，公务接待标准化，这是公款消费接待改革的一个方向。

　　据了解，在有的国家，每年年初，所有花费财政资金的政府部门，都会向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提出预算申请，申请详细到复印纸多少，墨盒多少，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办公费用。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汇总后，上报给行政首脑，最后再递交给立法部门批准。财政预算得到立法部门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

　　事实上，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改变对财政支出 “不监不督”或者是监督疲软的现状。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财政资金的法律制度，拓展公众监督的路径空间，并加大惩罚力度，刹住利用公务消费吞剥财政资金的歪风。

　　有专家建议，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要求本级政府公开公务接待具体预算数字，并由人代会讨论政府减少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的刚性指标。如果突破指标，违反预算，就是违法。对超标消费者，应当采取不是“诫勉谈话”，而是行政警告甚至立即责令“下课”的办法予以惩戒。

　　从公务信息公开角度看

　　“糊涂账”损害公众知情权

　　在一些地方，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都要由公家埋单，公款旅游、私客公待、公款送礼等现象很普遍。公务接待成了个筐，什么费用都可往里装。要根治公款吃喝这个弊病，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公务接待工作的透明度，变模糊操作为阳光操作。

　　专家建议实行公务接待“实名制”，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虽然建议可以探讨，但这种做法的理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比如有专家说，公款招待消费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属全体公民所有，只是由代表国家利益的某个部门管理或运作而已。因此，公民有理由要求这些开支是清楚的、明确的、具体的、有人负责的，应该是一个明白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接受公款招待的人，占用的是一种物质形式或服务形式的公共利益，也有责任有义务自觉地对自己所占有的那份公共利益予以确认。

　　目前在一些地方，公务接待开支增长迅速，甚至在财政支出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成了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有专家就此表示，很有必要将公务接待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保护群众的知情权。公款吃喝搞“糊涂账”蒙混过关，不能明白回答社会公众对此的询问，就是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规定。

　　李云龙还建议，推动公务接待公开，必须加强社会监督，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约束机制，尤其是舆论监督。(记者　毛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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