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还是再复述一个也许已经被重复了一千万万遍的故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悬挂的联合国国旗降了半旗。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联合国从来没有为谁降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公平。很多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上向联合国发出了言辞激烈的质问。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个极简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悼念周-恩-来，联合国降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国是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都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第二，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联合国照样为他降半旗。
瓦尔德海姆说完走了，广场上的外交官个个哑口无言。”
这个极具感召力的故事曾经成功的在几代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终有被揭穿的一天。
首先要指出的是，联合国下半旗志哀的传统早在其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确立，1945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尽管当时联合国尚未成立，但参与筹建联合国的国家都为他降旗志哀。自此以后，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逝世时，都有降旗之例。当然，也有例外，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萨特、德兰修女等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人物逝世时，联合国也曾降旗志哀，其中尤以1948年遇刺逝世的“圣雄”甘地开此先例，他虽然不具有任何政治身份，而不象罗斯福、周-恩-来等身为国家元首或政治首脑，但联合国仍然决定为他降旗，这才是前无古人的一代圣雄。
由于普罗大众对国际事务了解不多，许多人直到亲眼看见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逝世时电视上联合国降旗的画面时，才对以往联合国降旗“罕见”的说法产生怀疑，于是，一些人出于自欺欺人的目的，又编造出周-恩-来逝世时“不只降联合国旗，而是所有国家的国旗一起降”的说法来。
在此还要继续指出的是，根据联合国《旗典》第9条明文规定：“联合国旗下半旗时，会员国国旗一律不升。”可见，在联合国总部和日内瓦等场所中，在联合国降旗时不升会员国国旗本来就是定例（这份旗典颁布于1947年12月19日，现行版本为1967年修订，早于周-恩-来逝世前9年，根本不存在什么因为周-恩-来而改订新制之说），并没有什么可稀罕的，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各个会员国都为周-恩-来降旗的举动。至于所谓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旗7日之说，仅见于个别纪念文章想当然的编造，即使是外交部也只承认在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当天联合国降了旗。
真正希奇的是有多少国家会自愿为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逝世而降旗志哀，这就不是联合国能够决定的了。首先要承认的是，在周-恩-来逝世时也有一些外国为他降过国旗，比如斯里兰卡、马里等兄弟友邦，但这同去年约翰-保罗二世教宗逝世时从联合国到欧洲、从新教徒为主的美国到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从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到佛教为主的泰国、从伊斯兰教国家埃及到约旦等世界各国纷纷举国降旗志哀的场面相比，未免显得有些不值得太过骄傲。
在此还要说明的是，根据官方的说法，当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107个，而“有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这种将“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合并统计的中国特色报道语言往往会让一些理解能力薄弱的读者产生误解，而实际上，众所周知，世界各国多实行多党制，很少有几个会象特色国家一样一党专政，比如一个日本就会有执政的自民党领导人（即政府首相）和在野的社会党、共产党等各党派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即使是“敌国”也不会禁止反对党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个别还没和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也表示哀悼，但其数远远不会有130-107=23。在此再次回顾一下去年逝世的约翰-保罗二世教宗，虽然梵蒂冈只是一个蕞尔小国，但包括尚未与其建交的中国大陆和朝鲜等都纷纷表示哀悼，在他的丧礼上，伊朗、叙利亚、以色列的总统一齐共祷，美国总统在教宗灵前下跪，东正教的宗主教亲自前往参礼，曾与天主教水火不容的英国国教未来领袖查尔斯王子将婚礼延后专程奔丧，这才是以博大的爱心赢得曾经的敌、我、友各方一致尊崇的典范。
再来看所谓的联合国秘书长讲话。
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旗典》第一条明文规定：“对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逝世的情况，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在日内瓦的办事机构以及联合国驻该会员国的办事机构将以联合国旗将下半旗的仪式致哀。”周-恩-来作为安理会五大国之一的终身政府总理，在他逝世后联合国降旗本来就是义务性的常规，根本无须联合国秘书长授权。至于联合国《旗典》第六条规定“联合国旗也可以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建议，为与联合国有重大联系的世界级领导人的逝世下半旗。”则是针对非联合国会员国领导人逝世的情况，比如前年逝世的阿拉法特和去年逝世的约翰-保罗二世教宗，联合国都曾降旗志哀，尽管巴勒斯坦和梵蒂冈都不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既然联合国为周-恩-来这位直到病逝都一直担任中国政府首脑的终身总理降旗，既不需要秘书长“特批”，此前也早有先例和规定，各国外交官们当然也不会象那些编故事的人毁谤的那么白痴地去“质问”，所谓的联合国秘书长讲话，其真伪相信不用再多费口舌，但在此还要再指出一下这“两条理由”的一些情况。
一、周-恩-来的遗产情况。根据官方现在披露的情况，周-恩-来夫妇从1958年到1976年收入共为161442.00 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交党费14000元，去世时积蓄5100 元。当然，周-恩-来个人生活简朴毋庸怀疑，更何况，只要收入合法，即使开销大些也没有道理管他，但把钱用于补助亲友毕竟不同于德兰修女一样全心奉献于底层最需要的贫民，只是能够更容易获得身边的人的感恩，而且在当时5100元的积蓄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再次声明，我既无意怀疑周氏夫妇的财产来路不正，也无意管他如何使用，我只是很疑惑，为什么以前我一直被告知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而且还要假借一个根本不可能了解他的财产情况的联合国秘书长之口来宣传？我更感兴趣的是，在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有多少中国人能象他的亲友一样得到补助，有多少中国人的家中能有5100元的积蓄？
二、周-恩-来的子女情况。听说在海外曾经有人冒充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这种把戏是很拙劣的，但周-恩-来也并非圣雄甘地一样的禁欲主义者。据《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1月6日）专题纪念文章，邓-颖-超曾两度怀孕，一次人工流产一次难产夭折，后丧失生育能力，可见周-恩-来没有子女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这固然值得同情，也似乎不至于到联合国去夸耀的程度吧。更何况，一个连心爱的干女儿都不能保护的男人，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从小到大，周-恩-来曾是我和许多人最为尊崇的偶像，其中关于联合国“特别”为周-恩-来逝世降旗的故事反复加强了这个偶像的地位，以至于当了解真相以后，我对这个偶像产生了全然的怀疑——如果他确实足够伟大，那么为什么要编造这些谎言来欺骗我们去敬爱他呢？
回头再想想，不管周-恩-来到底有没有存款，有没有子女，又和他算不算“人民的好总理”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他是不是个好总理，还得看在他任职总理期间到底为人民做了哪些好事。
有人常用当时周总理并不实际掌握权力、“身不由己”来为他开脱，官方媒体则往往用轻描淡写的“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来一笔带过，却不肯告诉我们他到底说过哪些“违心的话”，做过哪些“违心的事”。我们只知道他保护过一些老干部——主要是老朋友和老同僚，却不知道他没能保护乃至参与打击和迫害过哪些人物。我无意探究他是否对干女儿、亲兄弟、卫士长的遭遇负有某种责任，只想问问这位终身总理是否也要对当时的政局负有一点与其职位相称的责任？
不妨拿公司来做个比方，一个总经理如果仅仅不贪不占兢兢业业，是否就可以不用对公司业绩负责了呢？即使他是慑于董事长的淫威而唯唯诺诺曲意逢迎，在保全自己之外也保护了个别老同事，却任凭整个公司经营惨淡，那么他是否还够格继续担任总经理，一直到身患绝症仍要做到底，并以此获得哀荣，这也算是很有特色的吧。
姑且不问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到底有哪些“违心”的所言所行，就来看看他在三年大饥荒（以往曾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但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在那三年间根本没有发生过超出常年的重大自然灾害，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期间的非凡决策，在此摘录几段原外贸部副部长兼海关总署署长林海云纪念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指导的文章：
“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着，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在周总理指导下，我国对一些东欧国家的贸易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我们对民主德国给予照顾，把我们国内供应也很困难的大豆卖给它。对亚洲国家朝鲜、越南更是如此，我们节衣缩食，挤出物资支援它们。”
“当周总理看到非洲马里等国需要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时，他不是从赚钱的立场出发要外贸部向这些国家推销茶叶等商品，而是指示我们派出专家帮助马里种茶、制茶，同时帮助它建设火柴厂、纺织厂、糖厂等。在对马里的援助取得一定经验后，接着帮助几内亚、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搞工业企业的建设。1962年，我率领贸易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商谈双边贸易和提供援助事宜。行前，周总理告诉我，我们可以给巴贷款，并且不要利息。如果到期后还不了债，还可以延期。到达巴基斯坦后，我拜会了政府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他说明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向。阿里很惊奇，既然是提供贷款嘛，怎么会不要利息呢？在我阐明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后，他相信了。以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到我国访问时，接受了我国提供的贷款，又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定。”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基于如此非凡的对外政策，自然为一位终身总理在国际社会造就了非凡的哀荣。考虑到迄今他仍然在相当多的民众中间保有神圣的光环，如要发表对他的形象不利的言论，将招致无知者无畏的攻讦，但再回顾一下在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光环后面上千万饿死的中国人横尸遍野的情状（2005年9月中国民政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我们不掌握”，而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统计，当时非正常死亡的国人在1000万人至4000万人），我又不得不再次请问，“人民的好总理”，人民不好总理怎么好？
片面的报道和反复的谎言自然造就虚假的偶像，尽管在信息还没能透明之前幻象还难以破灭，但是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评价一个从政者，更多的要看实绩而不只是其个人品行。政客无圣人。
朱鎔基現象与改革時代的終結
作者﹕任不寐
因此如果一定要我談論一下朱鎔基，我只能談論的是"朱鎔基現象"。所謂"朱鎔基現象"主要是指：為什么朱鎔基獲得了如此之多的注意力，無論官方媒體還是民間輿論，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崇拜和批判、期望和否定都共同表達了一种特別關注之情。在我看來，這個現象比朱鎔基本人如何以及他的是非功過更值得人們研究，也更有"學術价值"。
理解朱鎔基現象首先必須理解我們的時代，理解改革時代。我們不能把改革時代僅僅視為后毛時代的某种經濟政策的轉型，而應該把它視為清末改政的一种接續。這個改革時代斷斷續續地進行了近150年，它的基本特點仍然沒有改變。什么是中國的改革：第一、就是秦始皇主義的社會向市場主義的社會的轉向，其目標體系先后經歷了工業化和信息化兩個時代。第二、由于災民社會的權力自私，這种轉向的進程和方法必須被控制在"國家"或政治權力手中，或者說是漸進的和自上而下的。這兩個相互支持而又互相排斥的方面決定了中國改革的命運。歷史經驗和理論分析都將證明，改革僅僅是社會轉型的一個中間階段，它不可能建构一個理性社會或現代社會。它是地地道道的過渡時代，但它在中國的特點是它存在時間太長了，而把自身視為一個可以不斷自我調節的新時代。
朱鎔基現象是改革時代必然出現的政治現象。在一定時間內，無論是持哪种政治觀點的人，無論是海內外，人們在支持"改革派"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這种共識產生于這樣一些"改革觀念"：首先，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其次，改革必須由改革意志的強力人物主持。事實上即使那些批判朱鎔基的評論家，也僅僅批判他不是真正的或成功的改革家而已，但在中國需要一個葉利欽這個問題上，他們和他們的論敵（那些堅決為朱鎔基辯護的人們）是一致的。當然，中國的政治傳統的"清官崇拜"思想提供了文化背景，而朱鎔基之前的那個"政府"以及朱鎔基同時代政治人物的個人特點等等，都使人們更容易對朱鎔基產生好感或好奇心。在這种意義上，不是說朱鎔基有多出色，而是他的同僚們由于太暗淡無光而成了他的舞台背景。 但問題的關鍵是，人們忽視了朱鎔基必須同時為改革的第二個規定性--即保證權力部門對改革的絕對監護權和利益最大化--而奮斗，而這种努力造成了整個改革的內在矛盾，并導致了整個改革時代的終結。舉例來說，1998"兩會"出籠的"朱鎔基主義"基本內容是："一個确保"、"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但是我們看到，"一個确保"產生了"政治任務"和經濟目標之間的巨大張力，特別是當外在條件已經變化的時候，堅守這樣個經濟增長率使人看到了自上而下這种改革模式的政治缺陷。而"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都出現了社會目標和權力目標之間的深刻沖突，結果在改革方案實施中，損害權力利益的改革基本上半途而廢了，而損害社會利益的改革方案（我不是說他們沒有改革的意義）則取得實效--但其中最使人垢病的就是中央集權主義的強化和城市工人、農民利益的受損（以糧食改革為代表）。這种改革成果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种倒退，它的正面意義之一是使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的改革時代該結束了，改革在自身的邏輯之內已經無力完成中國社會的變遷。
作出這樣一种判斷不僅僅是認識到改革的體制內資源已經耗盡，而是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今天，權力主導的改革不僅不再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而是社會進步的新的阻力。因此，送別朱鎔基确實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他的光彩奪目使他成為150年來最后一個改革人物，而中國政治的落后、農村人口的比例之居高不下則宣告了他的失敗--也宣告了整個改革的失敗。如果說現代化進程的標志之一是政治的化和文明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那么150年的中國改革是一場大失敗。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葬禮是由朱鎔基來剪彩的。
朱鎔基現象是一場悲劇，但改革本身注定是一場悲劇。它的內在矛盾是無法調節的，因為它不是建立權利和契約原則上的，而是建立在等級和身份原則之上的。在西方，希腊羅馬在前，而基督教和封建主義（歐洲意義上的封建主義）繼其后，形成了契約文明的傳統，它使得近代的早期、或中世紀后期的文明能在稅率談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今天中國，就是要從改革時代進入權利時代或者談判時代。人們的注意力不再應該是幫助、期望或者支持體制內的"改革派"，而是捍衛自己的權利，并在有限的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日益形成壓力集團，形成契約制度產生的社會學前提。
2002年晚些時候，由于中共十六大人事安排結束，關于政治改革的呼聲重新浮出水面。如著名知識分子李銳先生在《炎黃春秋》、茅于軾先生《北京日報》發表了頗有力的文章呼吁推動政治改革。同時，官方和民間關于憲政問題的重申和研討正方興未艾。特別是互聯网的自由重新活躍起來，人們越來越對"布拉格之春"重歸表示樂觀。但問題是，人們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到改革的局限和對我們生活的傷害，因此告別改革還沒有成為思想的主流。事實上這也說明我們這個民族文化上的悲劇--盡管朱鎔基現象150多年來如煙云過煙，而戊戌災難此起彼伏，但我們仍然打算站起來呼喚、迎接或抱怨一個新的朱鎔基。
朱鎔基走了，我希望這是最后的告別。
温家宝总理，你自己为何不讲真话？
潇湘浪人（湖南）
春节前夕，大陆高官出风头最健的莫过于温家宝了。
先是把德国赠送给他的崭新奥迪轿车转赠给参事室、文史馆，并公布了他在2004年11月写给文史馆馆员吕德润的亲笔信，然后新华网奉命再次刊登温家宝2004年9月10日看望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新闻稿，就是著名的温家宝“讲真话”演说，但是标题改为“多告诉我一些真实情况”（1），后来与外国专家座谈强调吸引人才服务于建设，2月7号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团拜会上致词，大年三十到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文楼村与艾滋病人共度除夕佳节。
温家宝在文史馆“讲真话”演说全文至今没有发表，去年新华社发表的讲真话演说新闻稿和今年发表的有点不同，去年发表的温家宝讲真话演说标题是“温家宝希望听真话：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息人亡
”，他说：“希望大家讲真话，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息人亡。”“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听真话，要能讲真话。做到这两点都必然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人民批评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息人亡”（2）。今年2月3日新华社重发的新闻稿却删去了这些，把标题改为“多告诉我一些真实情况”，文中只保留了他自己说自己“我常告诫自己，要记住聪明、老实是人生要义。”一句话，意思是要大家又要老实又要聪明！
中共各级干部说假话，搞骗术，又老实又聪明的技巧已经登峰造极，使中共大佬头疼万分，2004年12月5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这个大佬是在全国已有三分之二的省、市(区)完成巡视后接受采访的，在采访中，任大佬面对记者向全国老百姓大声疾呼：“可以说，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就是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这两个大问题。”“不讲真话是对党和国家的一大威胁”（3）。温家宝似乎也对中共各级干部不讲真话万分恼怒，所以拉开嗓子四处奔走希望大家讲真话。
我觉得，要使中共各级干部讲真话，首先就是中共九大常委要带头讲真话，假使大佬们不讲真话下面如何敢讲真话？就以声讨讲假话最为激烈的温家宝而言，他什么时候讲过真话？
温家宝1968年从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十年之内就从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慢慢爬到政治干事最后爬到队政治处负责人岗位。这十年期间，正值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热火朝天时期，温家宝当时可曾讲过一句真话来批评毛泽东搞的文革？我至今没看见有任何文献刊登他有这一个传奇式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八年后，恰巧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迫下台，大家又可曾从温家宝简历中找出一丝一毫反对四人帮整邓小平的言论？有一丝一毫为邓小平说句公道话的文献记录（4）？他如果当时他不说假话，不说毛泽东是如何英明伟大，不说发动文革如何了不起的丰功伟绩，不说打倒邓小平是文革最伟大的胜利，不说刘少奇罪该万死，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满口假话他能爬到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政治处负责人岗位？
1989年，中共血洗天安门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一起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有照片为证，同时陪同前往的还有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史称六四前夕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中共三大巨头。六四事件后，三大巨头中赵紫阳垮台，阎明复垮台，唯独温家宝不仅屹立不倒，反而官运亨通，于1992年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当了候补委员。当时温家宝是同意赵紫阳的观点而去天安门广场呢？还是反对赵紫阳观点去天安门广场？如果当时他是持反对赵紫阳观点，那么他为人的城府深沉到了这种程度——故意唆使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而不被赵紫阳看破，为人之臣如此阴险狡诈，的确令人心寒！如果当时温家宝是赞同赵紫阳观点而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后来声誉鹊起盖因反戈一击有功，出卖了赵紫阳而邀功领赏，踩在了赵紫阳头顶而飞黄腾达，此种品德也是令国人所不齿，我国固有的道德所不容！
199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启动方案，温家宝还没有进入中共最高权力层，似乎决定三峡工程不是他所能参与的。但是，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三峡工程时，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他当时是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他投的是赞成票呢还是弃权票反对票？我们无从考查，温家宝至今也没说一句老实话他当时投票情况，真的应了他那句名言“我常告诫自己，要记住聪明、老实是人生要义。”他所谓的聪明就是滑头，所谓的老实就是故意沉默无语以窥测方向投机！
1998年至2002年温家宝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他进入了中共权力最高决策层，那几年，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温家宝是一个虚伪不讲真话的伪君子，例如，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有股减持等等弄得如今天怨人怒的这些坑民害民措施不就是温家宝当权之际推出来的吗？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这些措施时候，温家宝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那个什么国家大剧院的鸡蛋壳工程，要花TMD30多亿，那么多专家教授出来反对，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温家宝可曾说过一句真话？投过反对票？
2005年大年三十温家宝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看望艾滋病人，和艾滋病人欢度大年三十被舆论炒得轰轰烈烈，什么亲民呀，什么爱民呀！其实都是作秀，明明知道全是假的偏偏要出来作秀，这是什么道理？河南艾滋病暴发，与当时主持河南大政的李长春并非毫无关联，至少也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温家宝何尝说过一句真话，要追究当时河南主政人李长春的责任？新华社报道的温家宝在上蔡县的活动情况，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文章肉麻已极，当时在场的网友立即写了一篇现场观察报道予以反驳，据他说；“今天一早主要道路戒严，便衣警察密布，上午将近10点，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村和南大吴村慰问。文楼村村民估算，有1200名便衣警察把整个村庄和附近道路封锁。”在温家宝访问文楼村“期间有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抱着几岁的小弟弟跪地喊冤，起因是由于她的家人因为上访被关押。温总理意外看到了此情况，但立即有警察把女孩驾离现场，并且县领导立即给她一个红包让她不要乱讲话。同时县领导向温总理解释说这位女孩子跪地是人多滑倒的。”“而后温总理从一户感染者家里出来还想着这位女孩，让县领导一定要把她找过来。在县领导的威吓之下，女孩子到了温总理面前也不敢说什么话了。温总理的随从最后给了女孩子两个红包表示慰问。”（5）（附该贴全文，见后）
温家宝总理，你不是要大家讲真话吗？你不是说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听真话，要能讲真话”，你干吗离开文楼村时不把那个女孩子带到北京来仔细问问，到底真相如何？看来你在中共政坛上混迹了几十年，那套说瞎话本事你熟练得很，扯起谎来天衣无缝，你明明看到了下面干部弄虚作假，你却不愿说破，你想来想去只好打发那个女孩子两个红包了事。这就是你要大家“聪明、老实是人生要义”的真实目的，因为讲假话要很聪明才能滴水不漏，才能一语遮百丑！看到真实情况而沉默无语或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老实，这些都是你几十年积累的官场经验，是做官的诀窍，做人的要义！怪不得CCTV新闻联播如今没人看，在你领导下，假话与腐败齐飞，贪污腐败分子越发猖狂，你装什么模样要大家讲真话？
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1）http://www.hndaily.com.cn/new/php/20050204/42466.php
（2）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309120631.htm
（3）http://news./1002/3291/20041213-1642890.html
（4）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16/content_240608.htm
（5）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06147&page=1
附：该贴全文如下：
温家宝年三十慰问上蔡县艾滋病村
近几天来，河南省省地市县多级领导集聚在上蔡县，当地艾滋病村庄的老百姓感觉到了有高官即将来访。官方为了防止电力供应中断，还特别运来了发电机组备用。今天一早主要道路戒严，便衣警察密布，上午将近10点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村和南大吴村慰问。文楼村村民估算，有1200名便衣警察把整个村庄和附近道路封锁。这大大超过吴仪副总理2003年12月18日考察文楼时老百姓估算的400便衣警察。我们认为国家机器的膨胀和严密控制，恰恰显示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紧张，社会问题突出。而且，这也注定了温总理此行仍是被河南官方控制的形式之旅。很难体察真实的民情，确切掌握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状态。
村民看到温总理向乡亲们挥手并道新年快乐。期间有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抱着几岁的小弟弟跪地喊冤，起因是由于她的家人因为上访被关押。温总理意外看到了此情况，但立即有警察把女孩驾离现场，并且县领导立即给她一个红包让她不要乱讲话。同时县领导向温总理解释说这位女孩子跪地是人多滑倒的。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国务院总理。而后温总理从一户感染者家里出来还想着这位女孩，让县领导一定要把她找过来。在县领导的威吓之下，女孩子到了温总理面前也不敢说什么话了。温总理的随从最后给了女孩子两个红包表示慰问。
中国的总理前往艾滋病村庄，并且选在大年三十，多少带有亲民的意味，他成为了亲身到艾滋病村级别最高的政府官员，也凸显中央政府对艾滋病问题非常关切。这对2005年的艾滋病工作有一定推动作用。作为民间机构，我们爱源汇今年的重点之一仍然是把艾滋病地区真实的民生情况反馈给公众、媒体及国际社会。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可以由民间的渠道了解从基层政府无法反馈的问题。
温家宝三朝不倒的原因
作者：吴稼祥
在中共16大上最有可能成爲下届总理候选人的是温家宝。提起温家宝，人们最难忘的是他那张脸。那张脸曾经出现在1989年5月某日的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在赵紫阳那张一夜之间瘪了许多的脸的后面。我当时看到温家宝的那张脸，那张欲泪还休的脸，心想他可能完了。
令人难忘的脸
他其实是可以不陪紫阳去的，紫阳当时已经被免去总书记职务。作爲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当然也就被免去了爲前任总书记服务的义务。何况，紫阳被免职前就要求去天安门广场，被中央警卫局拒绝，说是不保障他的安全。我想，紫阳后来肯定是在不被中央警卫局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到了天安门广场。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还是去了。其实，人身安全倒不足爲虑，他们都知道学生们不是凶手；值得担忧的倒是政治安全。我想，当温家宝向天下展示他那张掩饰不住真情的脸时，他已经把政治安全置之度外了。他当时那样做，选择的并不是阵线，而是做人的良心。
让人惊异的是，温家宝在邓小平和其他元老那里获得了谅解。也许在邓小平看来，温是耀邦亲自挑选的新一代领导人，知道他对改革事业的忠诚。在六四后，原邓胡赵体系的领导人纷纷去职，邓想要爲他自己的路线留下接班人。或许在陈云、李先念等人看来，温家宝是个温和的人，他不是制造矛盾而是缓和矛盾的人，他不以对改革的态度划线，决定亲近或疏远、拉拢或打击哪些人。他是团结的因素，不是分裂的祸水。1989年1月，刚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不久，温家宝便去山东和青岛港口的工人们共度春节，我作爲工作人员随行。离开北京的当天，温说他上午刚看望了陈云、薄一波等老同志，中午和警卫战士共进午餐。
犯错误比别人少
这可能是例行公事，但不是官场拍马奉迎。在我的印象里，温家宝是官场上难得一见的正直的人，并不擅长溜须拍马。我认识的一个在金融部门工作的部级干部告诉我，在他出席的温家宝主持的会议上，他很少听见温家宝说废话，基本听不见他将“江核心”挂在嘴上。他是一个实干家。
温家宝从政和韩国的李昌镐下围棋有点类似：他们的成功都来自错误比别人犯的少。任何一项重要决策或重要文件的起草，他都斟酌再三，反复推敲，力争少出差错。有些重要文件，连文件专家都认爲已经完善，温家宝仍然能令人惊讶地作出更精确的修改，如果想到他的科班是地质，就更令人惊讶。同样让人惊讶的是他的工作精神。他几乎没有业余时间，除了睡觉，他都在办公室。
关于腐败的指责很难加到温家宝头上。1989年初，在山东考察期间，他要求每餐饭不能超过四菜一汤。结果，菜送上来了，是四只盘子，但是特别的盘子，每个盘子里有四个菜，这样就有了16个菜。主人解释说是厨师想让领导多品尝一点他的手艺，温家宝还是让撤下去多余的菜。1999年，我去山东兖州煤矿。煤矿总经理想让我见见温家宝的一个侄儿，那个侄儿在一个煤矿里当技术人员。温家宝不帮自己的秘书联系工作，有一个秘书自己联系到广东工作，他还要求省里不要安排得太好。
所有这些品质，不免让人们联想起周恩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克勤克俭。但一个人的力量也正好是他的弱点。温也象周恩来一样，是辅佐型人材，不是第一号首脑型人材，是救火的不是放火的。尼克松曾经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个评价，他说，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燃不起革命的熊熊烈火；但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就将被这把火烧得一乾二净。
会补台，不会拆台
温家宝的这个性格决定了他在中共16大之后的权力结构中，是被人联合和争取的物件，不是别人投靠的物件。他不会另立山头，招兵买马。象他这样的人，如果在皇朝政治下，可能跟随一个伟大的君主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也可能将一个暴君的罪孽缓解到最低限度，但要他改朝换代、取而代之，可能性很小。诸葛亮和周恩来都有取代主子、亲自掌玺的机会，但他们都放弃了。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周公，不是文王。
我想，胡锦涛和曾庆红对温家宝的这种政治品格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都不会反对温成爲下届总理人选。在中共高层领导中，象温家宝这样既清廉又能干，既温和又严谨，既忘我工作又没有政治野心的人是难得一见的。这种人只会补台，不会拆台，谁想治天下，都希望得到这样的人。
这也正是他历经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朝而不倒，并在政治风暴的中心里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政治不象端一碗水那样公平，但成功者和失败者必有其自身的原因。
2001年7月8日于美国麻省康桥
温家宝的个人秀
作者：宋新华
为什么？
因为他的善于作秀。
温家宝以前的经历自不必说，从上任总理开始，终于走上了中国政治秀的舞台中央，开始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表演：非典中不戴口罩到医院视察卫生情况，到患爱滋病的病人家人做客，减免直至取消农业税，上任后《国家安全法》的出台等，幕幕精彩。
这些精心设计的戏剧，让没有怎么见过世面的中国老百姓大呼过瘾，因为我们敬爱的温总理为老百姓家中的ＣＣＴＵ带来了变化，不再是传统的黑箱作业，不再是永远不变官威十足的冰冷面孔，而是一场场生动香艳的政治秀。
也正是充分利用了普通老百姓的传统、无知和善良，温总理成了一位亲民、爱民、为老百姓办实事、真正把老百姓装在心里的好总理。
事实真得如此吗？
三农问题自朱镕基开始就光打雷不下雨，到了温家宝这里虽然表面上取消了农业税，但只是给基层腐败官员榨取民脂民膏增加了一点短暂的小困难，治标不治本，还有最关键的农民增收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还有其他种种，如果仔细观察，都是争取民心、为自己捞分的秀。
温家宝没有让普通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只是让中国的贫富差距排到世界前列；没有解决广大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只是让一家家国有企业被拍卖，让一批批家庭经济支柱变成下岗工人；没有整治好触目惊心的腐败问题，只是让美国老百姓习惯了中国的高官在当地争购明星地产。
所以，他不是一个好总理，但是一个爱秀、会秀的好政客。
这不，前日的答记者问，又一秀，相当精彩：“我觉得最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的更好”句句不离国计民生，发自肺腑、言辞恳切；不再让媒体一直诟病的引经据典，用语极为平民化；破例让情绪激动至高举拐杖强索提问的70多岁的台湾老记者“一个机会”，微笑间化解冲突。
哈哈，别再被骗了，对于一个政客，利用媒体是最基本的技能，何况温总理这样一个高手。
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再迷恋温那让人恶心的表演，也不要再把希望放在这样一个爱秀的政客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