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两军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共却高调对美秀肌肉，这实在是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对中共而言，任何“护栏”都是无意义的，只是文具，随时都可以抛弃；美国要有效应对流氓的中共，靠的不是建立“护栏”，而是实力和意志。

日本对中共外交，其所谈“战略互惠关系”，是有前提条件和限定范围的，其实也只是日本一种相对务实低阶的做法，对中共也有很多要求，并不是中共的外交胜利。中共如果继续战狼外交，只会把日本越推越远。

以上中共军事外交三件事，从国际战略上讲，真是愚不可及。而且，选择在各界关注的三中全会期间进行上述操作，显示中共蓄意已久，其军事野心已难以自抑，对自身与美国、西方的巨大军事差距认识不足，陶醉于所谓的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欲与美国玩场军事赌博游戏。

习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用人而疑。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就给其相应的待遇、权力。习越是用人而疑，被用者往往并不会对习感恩戴德，反而更可能心有不满、忿恨；习如果感觉到了被用者的不满、忿恨，就更加怀疑、甚至换人。这样，习与中共高层干部群体之间，没有信任的纽带，相互猜疑，习越发觉得无人可用，宁缺毋滥，宁用老人，也不冒险大量提拔新人。

大清的垃圾时间始于1900年。这一年庚子国变，最终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大清的国祚进入了倒计时。此前，大清也遭遇了种种失败，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这些失败没有充分感知。但《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了，终于迎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共的垃圾时间开始于何时呢？本文以为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向习*近*平喊话，称中共不能一边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一边指望能维持与西方的良好关系，“北京必须做出抉择：北京不可能两者兼得。到了某个阶段，除非中国（中共）改弦更张，否则，（北约）盟友需要让它付出代价。”事实上，本次峰会，“北约首次就援俄一事向中共发出直接警告”。 自本次峰会起，中共可能不得不开始“付出代价”了。

目前，因为中共政府“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包括未经公平透明的法律程序而禁止美国公民和其它国家公民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关于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维持在橙色“三级旅游警示”（红色四级警示则为“勿前往此地”）。澳大利亚则建议游客“高度谨慎”，警告“澳大利亚人可能面临被任意拘留，或遭包括定义宽泛的《国家安全法》严厉执法的风险”。

只要中共不改战狼外交，中英关系是难以转圜的。而在中共当前的政局中，放弃战狼外交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英关系仍将走在风雨路上。

美方已经在直面（未来可能的）台海战争中的核武问题，积极应对。对于美国战略界的这一动向，中共应是及时注意到了（以上文章/研究报告公开发布）。这给中共造成了相当的压力。毕竟，中美核实力差距悬殊，如果美国下定决心不惜动用核武协防台湾（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中共无法否定美国在必要时使用核武的意志），这是中共无法承受的。

拜登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第一经济大国、最大进口国的优势（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推进美欧日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供应链重组，正在改写世界贸易版图。

美欧打击强迫劳动，显然，是以中共为靶心的。现在，中共和美国、西方的经济较量，不止是反倾销、反调查，不止是关税，不止是国家安全考量，而是在全方位扩展。人权和劳工保护，已经成为美欧反击中共经济扩张的一项重要政策。

台湾的防卫作战区域图。台湾可以及时监控中共攻台的各种迹象，并作出应变。（日本2022防卫白皮书）近日香格里拉对话上，中美防长硬碰硬。奥斯汀提出印太新趋同（New Convergence），即美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多个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更具有互操作性更先进的...

面对“中国冲击2.0”，全世界都受不了了。对美国和西方来说，中共全球野心膨胀，中美展开“极端的战略竞争”，美国和西方要跟中共“去风险”，一方面积极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另一方面加强技术出口管制、迟滞中共利用制造业转型、升级来发展军力。这时，关税就发挥了战略作用。

拜登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2023年8月10日，在犹他州Park City一个竞选筹款活动上，将中（共）国称为一枚正在“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拜登在讲话中提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失业率飙升到历史记录和老龄化日益严重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拜登说，中（共）国“有一些麻烦，这很不好，因为那帮坏家伙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做坏事。”

中俄朝危险的三边伙伴关系正在给世界带来麻烦。美国教训朝鲜，一箭双雕，扫除核威胁，避免乌克兰战复杂化。（大.纪.元;制图）5月27日，中共总理李强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道出席中断了4年的三国领导人会议，这是中共拉拢日韩、拆分美日韩铁三角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会后，发表联合宣言...

《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2012年11月启动以来已进行16轮，说明谈判本身非常有难度。而且，中国经济现在未定之天，其对日韩的诱惑力在降低。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额都在下降，日韩都在强调经济安保。更重要的是，中美两极对立的战略格局加速演进，中共对台政策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台海战争一旦爆发，美日韩与中共至少走入冷战。这就使得日、韩，特别是日本，不可能把自己的经济和中共捆在一起。

金融是高度专业化的。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其从业人士不会公开反击习当局，但会软抵抗。例如，如以《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商业银行“三性四自”经营原则（即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为借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让习当局的相关政策难以落地。 对中国金融业来说，面临的是双重风险，除了金融本身的高风险之外，还有独特的政策空转风险，这在全世界都算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