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岗事件，官方作结论时，称之为“阴谋活动”和为加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活动。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曾两次访谈高岗秘书赵家梁，解密与中共官方结论不一样的高岗事件。 高岗墓碑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掉半截 第一次访谈：200...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

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接着一场的，而镇压反革命运动，则是中-共建政初期有名的三大运动之一。在这场历时两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有几十万人被杀，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中发表原题为《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一文中说，镇反运动中死者超过三大战役。

“当年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名单上报后，莫斯科甚感满意，便电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奖。孰料，一听说让他去莫斯科，这家伙反被吓破了胆，多年的职业生涯告诉他，去莫斯科是条不归路，不去也在劫难逃。他当然知道，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莫斯科岂能留下活口?为了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跑。于是，他提着箱子，装着远东防御图，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当了顾问。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杀掉灭口了。这应了那句老话：恶有恶报。”

熊向晖女儿回忆：“大局初定之后，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他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

【鲍彤评：炎黄无春秋】六四之后，历经25年，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和编制，如同涓涓细流，汇成当今中国一部可歌可泣的信史。93岁的老社长杜导正说过：除了没有送过女人，为了杂志生存，我都做了。新班子主要是搞影视审查的，喻为戏班子未尝不可。

“大跃进时期主政的领导，在改革开放后继续担任重要职务，是有可能篡改历史的。”“中央1959年春天就知道饿死人，但不知道严重程度，1959年冬信阳事件以后才知道问题严重。”“饿死人最多是1960年。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庐山会议本来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彭德怀一封信，7月23日毛泽东一讲话，马上将它反过来了。”“饥荒的原因就是三面红旗，你不否定三面红旗怎么行呢？”“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比毛还左。”“刘少奇土改时就很左，四清时也很左。毛说他形左实右。”

金庸父亲土改被冤杀，则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用暴力方式巩固新生政权的一场常见事件。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被镇压的地主不少。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中的另一个宗师——梁羽生的父亲也在其中。

许多中共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两会落幕的当天，和郭文贵合作爆料的“明镜新闻”在youtube上的频道被关闭。这俩事有联系吗？连我本人也小小地中了一招

在十七大前，中国原副总理田纪云获得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十七大”与有关问题面谈的机会，并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杜导正认为这个机会太难得，希望借田纪云向胡锦涛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谈到，“大批老干部和老知识...

资深学者、翻译家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在从事外交工作期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非专职翻译。2011年《资中筠自选集》出版，她在该书首发式上发言，对长期长期批判毛泽东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称赞有加，她说：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中国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中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在“丁、陈”一案中，周扬固然有其严重的责任，但真正的决策者是他身后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对丁玲的反感有历史...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著作《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引起的争鸣持续不断。2014年第4期《炎黄春秋》刊登汪有芬文章《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论述了叶剑英究竟是支持华国锋还是促他下台，傅高义是否有意贬低华国锋，不谈邓小平不足并为邓不足辩护是傅最大败笔等三个问...

陈希同与胡长清都是被判刑的中共省部级高官，胡长清甚至是中共建政以来首位因贪污罪名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副省级干部。然而对于他俩的判刑，赵紫阳晚年与自己老下级杜导正的谈话中，道出不一样的评论。杜导正将这些谈话记录在自己的回忆录《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

大跃进期间，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由于被捕的人太多，而法院审判员很少，许多案件在判决时并不开庭，而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直接在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当时在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本文摘自2010年第1期《炎黄春秋》，作者尹曙生，原题为《公安工作“大跃进”》。

最新消息：美国《外交政策》期刊近日公布百大思想家名单，2016年5月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蔡英文以勇于挑战强权获此殊荣；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对岸领导人，前不久好像也获得了什么封号——从一个人所获得的称号或封号，足可证明此人在世人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国或...

“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1941年又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

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2016年，中国媒体的生存状态有如雪上加霜，除了与全世界媒体同样承受市场下滑、广告收入减少、裁员等衰势之外，还多了一重政治整肃。因此，决定中国媒体生死的不仅只是互联网时代必经的纸媒市场萎缩，更多的是政治因素。中国媒体命运的国际大背景对中国媒体命运，必须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