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上海滩女演员蓝苹（江青）在陕北。（网络图片）王世英挨整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二是反对康生胡乱整人。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成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的负责人，康生成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

习仲勋也是仅次于刘志丹和高岗的陕北著名农民领袖，习二十岁出头就担任陕北苏维埃主席，被毛称为“娃娃主席”。一九六二年，康生以小说《刘志丹》反党为借口，制造“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冤案，西北、陕北和延安的一万多地方干部都被牵连进去，都成了“反党分子”。对于这个冤案，毛泽东予以肯定，趁机在全国大搞全面阶级斗争。

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庐山会议本来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彭德怀一封信，7月23日毛泽东一讲话，马上将它反过来了。共产党山头很多，经过多少年不断的磨平山头，很复杂。从外面看，我看不出大跃进过程中有什么派系斗争。

章立凡：“后来我又找了一张照片，就是罗瑞卿的照片。从罗瑞卿的照片上（可以看出），罗比毛也是高半个头吧。罗瑞卿身高有两个参数。一个是罗瑞卿儿子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他爸爸1米82。后来有一天我碰到罗大将的小儿子，他说我爸爸1米8。

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

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时传祥已被迫害的大小便失禁，身体极度虚弱。造反派们决定将他遣送回山东老家。然而，人未到山东，北京的电告已到：这是江青点名的工贼，要按工贼处理。当时时传祥病势很严重，当地的诊所都不敢给他治疗，家属也受到牵连，小儿子不能参军，女儿没资格升学。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在北京病逝，终年60岁。

章立凡先生感叹：自五十年代毛泽东诗词发表以来，注家蜂起，礼赞纷纭。文革中作为唯一幸存之四旧文体，被广泛引用，家传户喻。影响所及，熏染了整整两代人。（《闲品毛诗》）毛泽东走下神坛之后，围绕他的神话在逐渐破灭。蹊跷的是，一些深受其害，在反右、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的...

毛泽东的死亡是个偶然事件，华国锋等人大胆决策才是导致中国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遗憾的是末代王朝的特点就是决策层里已经“更无一人是男儿”。即使习*近*平死了，也会有王近平、李近平来继续独裁体制，直至灭亡。有功夫嘲笑别人的不够完美，不如照照镜子面对现实。

儒家则以”无贤智无以成教化“为出发点，主张唯有教化方能达于长治久安”。唐君毅先生总结说，儒家的政教，是为人民而存在，法家却是人民为君王而存在。 白毛的法家，是西方化了的法家，是马基雅维利主义通过列宁式的政党模式，掺上中国式的权谋。

当今那些所谓的“右派学者”们总是喜欢举“徐水县”的例子，说明“浮夸风”正是老毛亲自鼓动起来的；而那些所谓的“左派学者”们又举出“新立村”的例子说明伟大领袖早就反对过“浮夸风”。对于后来出现左右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局面，伟大领袖也早有预料。早在1966年文革发动之初，他在给他老婆的一封密信中就这样说过：“——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将右派打倒。”

10点过后，毛岸英对机要参谋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做蛋炒饭。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文革中，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批斗老师。我的语文老师也被打成三反份子。三反份子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名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给人定罪总得有犯罪事实。这位老师的犯罪事实很简单。他在语文课上讲毛泽东诗词时说：毛主席诗中的我欲因之梦寥廓，是套用...

作为一个清华人，我们曾两次看到王光美在清华挨斗。我敢说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情，并不认为蒯大富及其下属组织“捉鬼队”的行动是什么“好得很”，相反看到王光美脖子上挂着一嘟噜乒乓球，穿着一层一层出国访问时穿的旗袍，我们对蒯大富的行为心生厌恶。我们不会像江青那样在电话的另一端嘎嘎地偷着乐出声。

另据原四师的老战士杨西彩称，彭雪枫不是被国民党军队流弹打死的，而是被自己人打死的。因为彭当时面朝前方观察，但是彭是后背中弹，子弹是从后面打来的，很显然是内部有人打黑枪。只是中共一直保守这个秘密，并且把帐算到了国民党的头上。

毛泽东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颗射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即将发射之时，于1965年9月接见彭德怀并安排他到西南三线，并非人们常说的“国有危难，便要重用彭德怀”，并非让彭德怀在三线搞出点“名堂”，将来可以带兵打仗，而是毛泽东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或者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这样做既可以方便自己在北京动手，又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还可以为以后监视、囚禁、批判彭德怀埋下伏笔。

刘少奇对毛的无情与凶狠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功绩估计偏高；对漫长的战争年代两人结下的所谓“革命友谊”有一厢情愿的书呆子气；对他22年的“接班人”地位看得过重；对写入宪法的“国家主席”地位有一种迷信。所以，刘少奇虽有感觉，也意识到了危险，但他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危险居然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十八层地狱”。

计算得到的结果，1968年的“文革”死难者“入账”的比例是15.54%。之所以如此是遵循《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人命关天的大事件，居然建议不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广西杀人最多、最先出版的《宾阳县志》不记载杀人数字了。

李锐晚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毛泽东。著名作家铁流曾三次登门拜访。李锐说毛泽东这个人太坏，是个双料流氓——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李锐称，这个定义不是他下的，是毛泽东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留下的亲笔证词。

江青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成心不想让我休息！”她扯着嗓子命令随员，“走！通知机组，马上准备起飞，回北京！”吴法宪和军区领导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样解释、检讨，江青就是不依不饶。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在电话里劝了好一阵子，江青总算给了一点面子，答应天亮之后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