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和斯大林合影。（网络图片）中国共产党一贯标榜自己是怎样的爱民族、爱国家，又是怎样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反苏反斯大林的大英雄。但是，谎言终究不能长久，狐狸尾巴总有露出来的一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四月出...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

江青自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声称她有“重病”。1958年7月，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医生在给她做了细致的身体检查后，并没有发觉生理器质上的疾病，相反一致认为她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等心理疾病，并向毛泽东作了正式的报告。“强迫观念”也称为“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一种精神疾病。“双重人格”，也称为“多重人格障碍”，在最新的精神病学上已经被归入林林总总的“变态人格”（Personality Disorder）的大范畴，当然也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被告知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对他说：“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答：“你想到了。”最后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斯诺的看法，他认为毛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因此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只是这样的醒悟还是太迟了。

宋庆龄的声音，秘书认为应该让林彪听到，却被叶群阻拦。她教训秘书说：“宋庆龄是什么人？她说什么都可以，可你们的脑子就不能是大镜面、大漏斗，来什么报什么。你们要做过滤器、加工机，要过滤，要加工。哪些该给首长讲，哪些不该讲，要心里有数。你们不能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不能让首长犯右的错误。”就这样，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唤被叶群这个“过滤器”过滤掉了。

医生们根据金茂岳所开的药方、护士日记和他们的说明，得出的结论是，金所开的剂量完全可以使人中毒或死亡。11名医生在结论书上签了字。鉴定结束后，金茂岳跑到王明的床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是罪人，是自己下了毒，但自己是听从李富春的指示的，因为自己刚刚入党，所以必须听党的指示。还没有等王明说什么，两名军人冲了进来，将其带走了。金茂岳后被判处5年徒刑，后被毛释放，成为毛的保健医生。中共建政后，则升至卫生部领导人。

在延安期间，中共给在延安工作的外国人安排“临时夫人”、“性伴侣”；唯独白求恩是个例外，他拒绝“临时夫人”，却亲自到乡村娼寮喝酒、嫖妓。有一次，在等船渡黄河的时候，大家谁也找不到白求恩，后在一位正在农村行医的加拿大牧师罗明远的帮助下，将酩酊大醉的白求恩从娼寮中架了回来。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20几号，毛泽东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泽东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毛泽东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可能有别的事，我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

人类最无耻最卑鄙的是道德败坏的自私小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暗地作恶！报复！彻头彻尾的伪装投机分子，跟着毛泽东从旧世界走向革命，革命胜利后又走回旧世界，他的一生走了一个圆圈，从起点走向起点。卖国汉奸！阶级本性所决定。

一九五九年底，我回到一组工作，发现除了原来一位女机要员外，又有一名女机要员，随同外出。后者并不好看，不过皮肤白析，身材修长。这种外形是毛最喜爱的。有一段时期，毛只要一睡醒，就要她陪，直至下次入睡。在上海会议期间，晚会跳舞，她总是坐在毛的身旁。有时跳到半夜一点钟，毛仍无倦意，舞兴还浓，每次都是她睡眼惺忪地拖毛回去。以后毛外出，都带着她。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共建制后文坛第一大冤案。胡风（1902—1985），中国著名的评论家、诗人和翻译家。早在30年代初，他便在日本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参加了左翼东京支部。回国后，他跟随鲁迅继续在左翼文艺工作。在40年代重庆国统区，他从来被视为左翼文艺的重要...

题记：古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不一定，右派孙照临被毒蛇跤了多次，可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公然说华国锋在在全国第四届第三次人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狗屁不通。于是拿起笔在刊登报告的《人民日报》上批注道：语法不通，用词不准，逻辑紊乱，表达有误……中国...

叶群没有通过他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看到的是中央从北京转送到武汉的“电话记录传阅件”，这样，就给林彪加了一个“背着”毛泽东“擅自”发布战备命令的罪名。那些年，汪东兴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是密切的，通过他向毛泽东报告事情是常有的事。另外，林彪事先已表示此事要向毛泽东报告，叶群并说由她向毛泽东报告，就不可能不报告，也不可能将“六条”先传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再由周恩来批出“电话记录传阅件”，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紧急军情不可能这样辗转。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共。他的哥哥斯烈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国民党“四一二”清党时就是他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国民党清党时，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正是斯励通过哥哥将其营救出来。如今周恩来发现斯励认出了自己，心里暗暗叫苦，但并没有选择放过自己的恩人，而是下令将其一同杀死。包括斯励在内的客厅中所有的人，都在死后被埋到了天井里。

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他。他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七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工作已经难办得很了。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因为主席的脑子没有糊涂，现在右眼也看得见东西了。没有他的同意，怎么能将江青干下去呢？只等到主席死了以后，才能解决江青。”汪说：“主席死了，说不好弄了。”我说：“那可不见得。”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红卫兵“大串连”的高峰，也是“流脑”疫情的高发期。首例病人是广东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北上“串连”回到学校后，1966年11月17日，在马水公社家中发病。自他开始，“流脑”从南至北，沿公路干线以西蔓延开。到1967年，阳春县发病4452例、死亡312例。通过“大串连”，该县中学生又把“流脑”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发，接着，扩散到中小城市及边远农村地区，很多偏僻山区及农村因“大串连”被感染侵袭，疫病不可阻止地爆发了。

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打电话到工字楼后，其他的医生随即赶到游泳池。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毛的护士孟锦云和李玲诗后来告诉我们，主席和老挝总理凯山会谈完后没多久，就和张玉凤大吵了一架。第二天上午华国锋来到游泳池，试了下胃管的味道。他说：“并不太难受。管子从鼻孔进去以后，只是过嗓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恶心。主席问的时候，我可以说说。”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亲手搞起大跃进狂风恶浪后，全国城乡上下神话鬼话铺天盖地应运而生，小麦亩产上万斤，稻谷亩产十万斤，卫星一个又一个上了天，粮食仓库装不下了，发动全民讨论怎么办？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吃，吃！真是一幅共产主义盛世景象。狂热之风一浪高过一浪，莫说...

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泽东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渐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轰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