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原本是上海滩一个三流演员，跟多个男人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到延安后，迅速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打得火热。毛泽东不顾他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的感受，被江青搞得神魂颠倒，非要跟江青结婚不可，谁反对都不行。毛泽东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没死，他就跟贺子珍结婚了。跟贺子珍没离婚，又跟江青搞到一起了。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曾讲，在毛泽东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遗书中，称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原因是杨开慧发现毛泽东强奸了她的堂妹。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延安整风运动其实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红斑狼疮”，也是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纵容并铸就毛泽东做专制皇帝所打下的第一块基石。如果延安的知识分子个个都象萧军、王实味那样在毛泽东和党面前敢说真言，那么，中国的今天绝不是这样的，至少舆论监督不会象现在这样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一位曾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筚路蓝缕、奋斗了大半生的知识分子，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山者，近代教育史上的巨人，八十岁时还在孜孜以求“改造作新人”，何为“新人”？不过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面对一个暴力造成的新王朝，知识分子成了先天的有罪者，除了“改造作新人”没有别的出路，以黄炎培地位之尊，也不能例外，这真是他的不幸。

严格算起来，打1943年开始，CCP开出的支票连续跳票75年，还能苟延残喘，也是个奇迹了。捆绑着14亿人口给支票背书，信用早已耗尽，国在山河破，想继续玩下去，就只能请发达国家人民多捧场了，大限快到了。

王光美以后任过社科院外事局局长、“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等众多的职务。目前已经离休，安度晚年。1987年10月，蒯大富刑满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蒯大富和王光美最后都不是反革命。

1945年8月19日，延安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都开进了日本占领区。敌人士气低落，不作抵抗，但坚守据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机构空前活跃。延安忙得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惟一的目的是要赶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新的地盘和日本人军火库，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军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批一批地离开延安。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矛盾不是中共说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其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此，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董时进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共党基本理论的谬误，事实的虚假和共党的真实意图，这是共党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所在。”

他们总是灌输大义灭亲是一种高尚行为。为了某党利益，牺牲老婆牺牲孩子牺牲父母牺牲自己是理所应当。这种观念和蛊惑妇女和小孩去做人肉炸弹没什么两样。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是要保护自己的家庭成员。一个人如果不爱家庭不爱自己，去爱国党派帮，这样的爱无论宣传多感人，在明白人眼里都只是一种变态价值观。

在历史进程中，谁都不会是唯一因素。不必「治一经，损一经」；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是凡不利反动派、有利大变局的，就不必泼冷水，乐观其成。反动派内部有内乱、甚至政变，哪怕是传言，总比没有好！

通通逃回去，绝对不是坏事。全球即将陷入大萧条，没有了美国此一大主顾，中国货可以改由一带一路销非洲。中国既然出了另一个毛泽东，那么纷纷回归准备过毛泽东的幸福日子更好。

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严重的饥荒而饿死时，共产党变得更加腐败。刚过完一九六零年新年，毛离开杭州，到了上海。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定于一月七日召开。专列仍然停在龙华车站，毛依旧住在车上。参加会议的领导们则住在锦江饭店。正如田家英同我说的，已经是过左，现在反而要反右倾，...

尊者达赖喇嘛的自传里关于尼赫鲁总理还有专门的一章，主要是讲述1956年11月去印度参加佛陀2500年诞辰纪念仪式，与尼赫鲁有几次会面和深刻的谈话。实际上尊者向尼赫鲁表达了寻求政治庇护和协助成立流亡政府的愿望，但一直都希望跟中共领导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尼赫鲁不愿与中共结怨，并同特别赶来阻止的中共总理周恩来达成协议，故拒绝了达赖喇嘛的请求并坚持要求他返回西藏。

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导演了万人“工宣队”强行闯入清华大学去镇压“红卫兵”。而“红卫兵”不明情况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突然召见“五大造反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明确说要让红卫兵“统统走光，扫地出门”，他警告:“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实行歼灭。”至此，“红卫兵”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

受到毛思想影响的革命领袖历历细数，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国的革命领袖均列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但这些毛泽东的好学生后来大都成为独裁者，给他们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毛泽东的好学生当中，少部分人是先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成为国家领导人，待成立内...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

整个邓小平主政时期，王洪文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开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因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引发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革职。但王洪文也没有因此重新复权。接替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次挑选的接班人。毛泽东不会想到，这个接班人，将结束他视为自己一生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华国锋将永远结束王洪文的政治生涯。

高岗、彭德怀、习仲勋，这些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领袖，一个个都被戴上“反党分子”帽子，有的竟因此死于非命。上万的西北、陕北和延安的地方干部都成了“反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毛泽东如果到了延安，老百姓会问：陕北的革命领袖怎么都被打成了“坏人”，你们中央红军当年如何能进了陕北？如何能在陕北扎下了根？陕北的基层干部都成了坏人，您老人家如何能在这里生活了十三年，在这里打出了“新中国”？

第一：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设的，特别是圣人出，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丛小语》击中政治体制弊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

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白淑湘的父亲白纯义曾是国民政府的一名军官，也是张学良将军的下属，从军前则是一名律师。白淑湘出生后不久，母亲去世，父亲带全家前往南京，在国民政府从事文职工作。日军占领南京后，白纯义又带全家前往重庆。在中共攻占重庆前，本可以飞往台湾的他选择了留下，并到东北大学教授法律。文革初期，白纯义被中共政府枪决，原因是有人称其签字杀害了多名中共党员。白淑湘和其也是舞蹈演员的姐姐也因此受到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