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前，刘奇弟在北大大饭厅的南门贴了一张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因为当时谣传胡风已死在天津监狱里）。他在大字报中说，当局以胡风和友人的通信作为定罪依据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它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搬进了法庭。”

潘汉年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并在顾顺章叛变后，和陈云、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之一、上海滩上的神秘“小开”。到达江西苏区后，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先后参与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由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周恩来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周恩来的为人一向如此，一旦涉及到政治斗争，越是和他有明显渊源的人越得不到他的关照。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铁面无私，甚至还要格外严苛。

黄立众回乡时，正好赶上三年大饥荒。上访没有结果，寻找生路又不被许可，陷入绝望和悲愤的黄立众决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

失去自由十多年的张锡锟，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劳教生活，试图组织反抗，逃离劳改农场，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越狱失败后，他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1977年，在中共“粉碎‘四人帮’”后，张锡锟被当局以“企图组织逃脱”的罪名枪毙，其遗体由其妹妹领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据说，在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

1980年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特别法庭受审（维基百科）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其中一道试题意外揭出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言论。香港中学文凭考试14日进行历史考科，其中一道试题问考生，你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该试题引发激烈争议。不料却意外揭出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卖国言论。综合媒体报导，1...

有人把《姚文元回忆录获准出版》一文发到微信上来了，此文点击量达144万，可见影响之大。该文说曾有人愿意出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的版权，该文还自称在此文中透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于是吸引了众多读者。然而读下来就知道是假的。此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编造的。我把这一...

拿了苏联的钱建立中共是坦然的事，今天北京的官方网站历历在目。当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尼克尔斯基指导中共“一大”会议。马林向全国各地每位代表寄去经费100大元。对于月薪六元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助理毛润之来说是巨款了。一大中央局组织委员张国焘预算有30个职业革命家按月领取生活津贴20元至35元。陈独秀报告共产国际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由中央机关支出12000金卢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由于康生具有收藏书画方面的疯狂爱好，如果说，文革前，他还打着“借”的名义久“借”不还，最终归为己有，那么文革则让他完全无所顾忌。除了以折磨人、杀人为乐，并极力窃取国宝，康生的生活还十分糜烂。康生还爱抽大烟，并利用权势地位获得毒品。此外，他还曾将演员找到家中，表演模仿男女的床上戏，并用当时十分罕见的录音机录下供自己欣赏；而收集春宫画更是其爱好。

毛泽东时代不许公布“信阳事件”真相，因为“信阳事件”的第一责任者就是毛泽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何以还不愿公开研究“信阳事件”真相？这就说明，“信阳事件”的根本症结，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晚年错误”和帝王情结，总根子可能更在于一党专制：有中共一党专制的党天下，才有毛泽东的纣王作风、雍正情怀；有毛泽东的雍正情怀、纣王作风，才有吴芝圃等人的“谎言大跃进”，才有饿死百万人、村村人相食的“信阳事件”；有“信阳事件”，才有“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五十四万人”。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毛泽东娶的第四任妻子江青也是名符其实的政治流氓、生活流氓。这一对“双料流氓”，最后，一个成了中共的“伟大领袖”，一个成了中共的第一夫人。文革时，这对“双料流氓”互相利用，把中华大地搅得天昏地暗，血雨腥风。

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毛泽东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

当时周总理特地把外交部英文水平最高的冀朝铸调来，作为尼克松首次抵京访华的翻译。在首都机场，周总理对冀朝铸说：“小冀靠我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在中方发表的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块空白。冀朝铸说，他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

1937年8月，毛在洛川会议上发表抗战时期总体方针：“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总体方针得到贯彻，武装力量壮大，所以才有到重庆谈判的筹码，有内战的本钱!”

经过延安整风，作风武断、行事专横的毛，被塑造成“服从组织纪律”的典范；性格桀骜不驯、骄横跋扈的毛，被塑造成“谦虚和戒骄的模范”；在权力和个人理想面前向来轻视人的生命，漠视群众疾苦的毛，也变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和“倾听群众呼声”的模范；原来被群众诅咒应“被雷公劈死”的毛，成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一些右派是惨死于同类直接或间接的迫害，一些右派是因为同类的压迫使生存更为悲凉。对此，虽然可以归咎于‘以右治右’的专政恶毒，归咎于‘你死我活’的生存无奈，但是，在灾难、恐怖、迫害面前，有人性的高贵、尊严、坚守，也有人性的卑劣、萎琐、自私。每一个人，都应对他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

反右第一回合我没有被揪住，没被揪住不是我有什么本领，而是他们编造的这顶帽子太大。若真的扣下来，大批人要和我一起倒楣。

悲惨的是那些跑不掉而死于非命的和被迫屈服的女生。女生刘茜因拒绝红军干部黄克功的求爱而被枪杀在延河边。因组织出面，一个女生不得不接受了一桩革命婚姻，怀孕5个月时，她被遗弃。他说“MD....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这次组织没再出面。

中华民国有天命之正，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尊贵、典雅，凝聚着仁人志士的正气。这次提出以中华民国作为国号，毛是欲用邪僻替代正统。既无法在道义上战胜之，就只有偷梁换柱一法了。中共叛乱时期，原有的一个所谓国号，缺少中华民国的正气不说，其中的“苏维埃”三字，不仅不伦不类，还泄露了中共有苏俄势力作背景的“天机”，成为一个笑柄，自然也为现在的毛泽东所不屑。毛泽东细读《资治通鉴》达十数遍，深知存在法统和天理上的正邪之辨，因而更想取正统的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