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根据后来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的回忆录记载，叶德辉是在行刑之前，对看管他的共产党干部说：“我有对联一副，送给你们：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杂种”和“畜生”都是长沙最流行的骂人语。这副对联，对共产党可谓极尽唾骂之能事！

中共鉴于内外困境，正准备将中国打造成一个放大的北韩，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推行严苛的专制统治。中共以共产主义理想蒙骗国人，替他打下江山，取得政权后又以共产主义理想来强化专制统治，中共以一个虚构的天堂来麻醉中国人。搜刮民间财富工农却无获回报依中共的理论，...

著名作家聂绀弩晚年反思说：“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这个反思是非常深刻的。1949年前充当中共特务打入国民政府内部的人，1949年后几乎全部挨整。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9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由于从毛泽东和江青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周恩来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五月二十日，谢静宜对电影《反击》摄制人员说：“这次天安门事件，如果他们上台，我们就要被杀。有人说，二十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

1.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麽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2.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

1967年，四川省劳动教养筑路支队调到宜宾修筑宜珙（宜宾市至珙县）铁路。我们"101"右派中队，住在珙县巡场金沙湾修建包耳山隧道。当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造反派队伍像雨后春笋般遍布神州大地。自立门户，占山为王。谁都说他那派是正宗的毛主席革命...

刘在讲话的最后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这可能是中共在正式大会上高呼“毛泽东万岁”的第一次，不过那时还没有“万岁万万岁”也没有“万寿无疆”，毕竟毛还没有做皇上。真正让毛泽东忍无可忍的是刘少奇的由另外几句话组成的“串烧”：“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毛得到了陈、邓的密报；一方面看到了刘、周、陈、邓势力比高大得多，在多数与少数之间，他抛弃了高。另一方面他也看出了高的野心，况且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有勇无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才下决心抛弃了高，选择了刘周陈邓。

毛泽东1944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他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谭氏所云30万枪虽然来自苏联，但却并非俄制，而是全为日制，属于一战时期沙皇政府向外采购之物，苏联此举目的在于“掩人耳目”和“废物利用”。此一原则一直贯彻至1940年代末。这30万枪抵粤之后，藏于何处，流向何处，一直未有档案——包括俄国近年开放的苏联政府档案——揭秘，看来属于不可告人之档。

1967年8月1日，刚刚从武汉“七二零”事件“翻烧饼”过来的造反派选择这个黄道吉日，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横渡长江，以示庆贺自己的“翻身得解放”并壮造反派声威。

全中国除了林彪最能了解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恐怕再没第二个人！林彪在文革中作为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一方面在毛泽东跟前大做表面文章，步步紧跟毛泽东，毛泽东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号称是对毛泽东最忠最忠最忠！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最好最好！，运用得最活最活最活！毛主席语录...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1960年的大饥荒？主要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造成的恶果。如果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全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16万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中共不能倒了毛泽东这块招牌，把毛砸烂了，等于否定了中共的历史。 既然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把毛的丑、臭都揭出来，那中共无异于自杀。

罗瑞卿复出后，上海会议、北京会议倒罗瑞卿的关键人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谢富治亡于九一三事件前）都会回避倒罗的背景与真相。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军委会议人员时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表明毛泽东承认是他整了罗瑞卿，至于是否“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可谓死无对证了。

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装成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过几天再去，即遭逮捕。随身所带的所谓“机密材料”不过是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文革受难者》说他是进入马里驻华使馆）。

1965年4月底，附近的张楼乡武装部响应“全民皆兵”的号召，要举办民兵地雷爆破训练班，请部队帮忙。王杰受命前往教学。7月14日在地雷实爆演习时，王杰让民兵围成一圈，自己则在当中作示范，而且违规使用一个炸药包示范。令人意外的是，突然间，王杰摆弄着的拉火管冒出火花，点燃了导火索，在大家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王杰不得不扑向炸药包。结果王杰被炸死，10多个民兵受重伤。

延安整风中，周恩来是毛泽东要整的主要靶子之一，毛当时的亲信刘少奇，则是整周的急先锋。周被迫多次检讨，并承认自己只能当二把手。但延安整风的结果，连二把手的位置，也被刘少奇捞去了。那一回，毛是联刘斗周，而二十多年后，文革中，毛却又联周斗刘，如何处置倒台的刘，周曾在文件上批示，建议枪毙，毛泽东假意当白脸，批示有病治病，给九大留活靶子，刘惨死，周报了一剑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