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由德国摄影家Hedda Morrison（赫达·莫里逊）拍摄。

灯塔公社一营二连连长和指导员还是不爽。一些妇女声称："月经期不稳"，经常和干部们吵吵闹闹要求请假。连长和指导员专门咂摸了好多天，终于开了窍：来没来月经，一查就知道嘛！这两个家伙，为找到"加强共产主义劳动制度的新创举而兴高采烈。当晚，二人在连部干部小灶炒菜加餐，饮酒庆贺。

三人已划清阵线－－康生认为吴晗事件属于阶级斗争，想发动批斗吴晗及其同伙的运动。彭真和陆定一则认为大家对此戏的各种意见，应该看作学术辩论。几分钟的寂静后，毛决定散会。彭真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知道大难要临头了。毛设下圈套，他不看便表示他不赞成。但彭真不了解毛。彭真和陆定一正一步步涉入险境之中，这个“中央批语”一发全党，就完了。

毛对吴晗说“你这本书没有写出历史真实，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不是偶然的，他运用的战略战术有突出的成就。用无赖加在他身上不妥当，用这点影射蒋介石更不妥当。北洋军阀混战割据，蒋初步统一中国，是一大功劳。蒋有民族气节，对美国人并不屈从，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不能分割，这完全与我同调，是志同道合。不能完全否定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张恺帆遭批斗后，无为县的情况越来越糟。作家丁人卜在《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中披露，1958年至1960年，全县98万多人，饿死32万多。安徽省农村1961年较1958年减少449万人，加上1961年、1962年的死亡人数，安徽至少饿死500多万。

1948年11月，谭震林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作为一名淮海战役的高级指挥员，谭对邓小平的“我有淮海”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后来专门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作了报告，针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的“我有淮海”，谭震林十分气愤地说了八个字：“贪天之功，无耻之尤。”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在湖南掀起残暴的农民运动，打破了中国农村原本平静安详的局面。（《百年真相》提供）华夏大地本是礼义之邦，在中国农村，大多数人本着传统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在湖南掀起残暴的农民运动，...

我虽然是文革中出生，在文革中度过童年，但是对文革不像上一代人那样身临其境，所以对文革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文革当事人所写的回忆录才略知一二，随着时间流逝，也很少有人再谈起文革，最近看到央视热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又唤起了我对十年文革的关注。文革虽然已经...

蒋介石在接到周恩来转交给他的毛泽东的亲笔信的当天的日记里有这样的相关记述，“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辞，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

新华社前著名记者戴煌因提出反对共产党党内特权，被打为右派分子。（网络图片）戴煌难友走了，走得那样安详，那样宁静。没有怨，没有恨，也没有什么留恋，更没有什么遗憾，是放心地走了。如果说有怨有恨，在生之年尽管有多次有声无声的抗争，错误的反右斗争政治运动终没有被否...

毛称：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毛泽东还盛赞蒋介石为孙中山之后又一中华民族伟大领袖。在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西藏问题不解决，新疆问题就更无出路，中国的西部广袤区域永无宁日。西藏问题解决了，其他民族区域问题都有可能顺势而找到妥协的方案。而西藏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当初桑东仁波切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指出的，就看中共有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给非汉民族以真正的民主自治的政治意愿

罗汲汲于推行中国军备现代化，对林彪提倡的“小米加步枪”理论也就是毛的革命理论公开予以鄙视，认为不合现代的战略。叶群又指使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罗瑞卿说“罗原本就不赞成林彪接任彭德怀，现在又想逼林交权退位。有一次，罗到林总这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太好，没听罗讲完，让罗走了。罗在走廊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办案人员的主要“政策”依据，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当时只知道这些按语很有来头，但根本没有想到竟是由毛主席亲笔所写。”（第162页）“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给公安机关和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要想用事实来否定报纸上所出现的一些错误，那几乎是相当的困难。”

【公园官园】1971年2月在没有任何公告通知的情况下，从20年代起就对公众开放的北海、景山公园被神秘关闭，停止开放。文革结束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江青为了游玩方便，以“保护首长安全”的名义下令关闭的，公园成了只供他们游玩的官园，直到78年才重新开放。

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李纳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我赶去时发现李纳只是重感冒、发烧，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小心谨慎，通知了我。当时历史系的总书记也在，陆平和他两人十分担心。两人一再向我认错道歉，他们说知道的太晚了，耽搁了时间。李纳很不高兴，在发脾气，嫌我不早点去看她，还说要是死了，不会有人知道。

高岗事件在领导干部层面的直接影响，就是邓小平的崛起。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职务不过是西南地区党的一把手。他调入北京后，事实上，在中央层面上并没有很重要职务，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地位显然不如高岗。然而，高岗死后，邓小平却开始平步青云。

王海蓉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工作。这个人简直是无赖泼妇。她对主席太没有礼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张玉凤简直要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主席气得不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受张玉凤的气？你们不管的话，我要向中央写报告。”张玉凤说，他同我吵架，骂我，还骂我的娘，我才骂他的。张玉凤又不服气，是毛先骂她，为什么要她检讨，一气之下，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对老师使用暴力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天安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合影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