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70大寿，朝廷上下，一片马屁，赞美盈耳，大搞庆典。举国贴出一副口号式寿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见此荒诞景象，章太炎怒火中烧，提起大笔，写就一副对联：“今日幸颐和，明日幸海子，几忘曾幸古长安，亿兆膏血轻抛，只顾一人庆有；五旬割云南，六旬割台湾，此时又割东三省，千里版图尽弃，每逢万寿疆无。”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他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宦和汤芗铭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数十年机关算尽，靠欺骗民意登上极峰；又被伪造的民意捧杀，八十三天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谓现世现报。

第一，光绪皇帝认为报纸有两重任务。一是报道国家的政策、法令，即所谓“宣国是”；一是反映社会动态，表达百姓的愿望与意志，即所谓“达民情”。第二，光绪皇帝要求报纸“胪陈利弊”，这就是说，报纸的言论要全面，既要报“喜”，也要报“忧”。第三，光绪皇帝要求报纸“开拓见闻”，报纸不仅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且应该传播知识，扩大、增进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

袁某人非等闲之辈，也不是没有一点新知识，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其向西方学到的，只是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却始终没学会政治游戏规则。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仪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权术和眼前利益，见识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曹操。他是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一介失败奸雄。

中山先生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地位，远在诸葛与伊藤之上，但他们对金钱的淡泊，却如出一辙。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些日本人支援中国近代革命。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有300多日本人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不仅出钱出力，甚至献出了生命。

一、费慰梅的说法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做右肾摘除手术，是在1926年3月。1994年，与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夫妇交情密切的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出版《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文版1997年出版）一书，讲述了 梁...

滨海布洛涅，1917年8月12日，中国劳工在英军军官的监督下将一袋袋的燕麦装车一次大战，中国虽然也是战胜国，但却是个被人极度看不起的战胜国。战后的巴黎和会，参会国被分成三等，一等国可以有五个正式代表，二等国有三个，三等国只能有两个。中国人根本没有想到，自己...

1915年5月10日，张东荪在《甲寅》发表《制治根本论》，明确提出："立国制治，在国民之自由，非特在普泛之自由，尤在间接得致其影响于政治之自由，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书信自由等是也。……欲社会之力，足以威迫其政府，则必有社会威迫之道，为不为政府所夺，其道即国民之政治上之自由是也。国民有出版自由，则政府有失职者，得以言论纠责之;国民有集会自由，则政府有失职者，得合群力以抵抗之"。他很清楚，没有国民政治上之自由，不可能有健全自由之社会。

早在慈禧的屠刀砍向戊戌六君子的时候，那些精英奴仆的鲜血就已经滋养浇灌了革命的种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在血光中彻底打消幻想，纷纷成立革命党，发出了清醒的怒吼：拒绝改良，就推翻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慈禧的愚蠢、顽固和凶残将众多原本对清王朝愚忠之人、拥护之人、抱有幻想之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从而造就了革命党人。

他在1925年写信给《晨报》社会周刊编者刘勉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梁启超写道：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

清末的社会变革运动，分维新与革命两派，主维新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革命者以孙中山与黄兴为代表。在这四位先生中，以康的年龄最长（1858―1927），孙次之（1866―1925），梁又次之（1873―1929），黄最晚（1874―1916）。康、孙、梁...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举国“破四旧”，全国上下到处是“打、砸、抢”，乃至杀人、掘墓。康有为虽然早逝，也未能幸免。他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在青岛的坟墓被某校的红卫兵挖开，尸骨被鞭尸，其带有白发的颅骨则被红卫兵们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而骨头则被当场扬了一地，再难找回。

红卫兵命令吴宓跪在毛像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接着红卫兵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则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在又一次批斗中，他被架上高台示众，不免头晕眼花直打哆嗦，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时将他推倒，吴宓由此摔断了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后来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到胡适梁启超一代尚算健康，如果那时起不走上邪路，有足够的留学生研读文科，你自己慢慢探索，避免踏共产主义的陷阱，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大陆正常跟随三民主义的宪政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其实有机会能糅合西方自由主义的前期与道家佛家的文化，东西方的自由主义陷入魔道，中国能为全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潮。

当年8月27日，袁世凯应慈禧之召进京，他主张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他在北京的立宪热情空前高涨，声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谁反对立宪，谁就是“吴樾”，就是“革命党”。他的这些言论一时博得了“倡导立宪”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