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豆豆报告的本意是要８３４１部队保护林彪，不让叶群、林立果带走林彪。荷枪实弹的８３４１警卫部队，拦阻林彪这位手无寸铁的老人有何困难？可是从林豆豆第一次报告到第五次报告，８３４１部队有两个多小时的充足时间，却没有接到拦阻命令，倒是接到了让林豆豆他们也上飞机的指令，最后眼睁睁看着林彪飞机强行起飞。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问一句：“如果毛泽东不让林彪走，林彪又怎么能够走成呢？”

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来的。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陶铸、康生写的‘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的‘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显而易见，中央全会虽然名义上进行了改组选举，事实上在毛泽东处早已“选举”过了，全会的选举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这是半张残破的纸片，它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1]。这是父亲邱会作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时偷偷写的[2]，1980年6月由我们探监时暗中夹带出来。纸上的大字是监狱工作人员写的供在押者借阅的图书目录，小字是父亲的手迹，写在纸的下边空白处和背面。他利用私藏下来的半...

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期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不要把这种关系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为了维护毛泽东，而把一切脏水都泼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应把江青干的一切坏事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甚至说成是“五人帮”。

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

林竭力以毛的名义去订一份毛不想吃而他自己很想吃的饭菜，并希望毛在这分饭菜被端上来后因毫无食欲而顺手推给坐在旁边的他这个定饭者，任其享用。许多人不解，林彪已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成了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为什么还要冒与毛作对的风险去谋求那个很不确定的国家主席职务呢?

保健医生蒋葆生认为林彪有精神病。林立衡也说，叶群曾对她说过，林彪的病是精神系统的病，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只要辞职，不让他当接班人就会慢慢好起来。林立衡说，为此林彪曾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不当接班人，毛泽东不准。

（右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叶群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08年夏，届中共建军80周年，中国军事博物馆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林彪身着军装的标准像赫然现身，官方媒体报导时，用所谓的尊重历史来予与诠释，展览馆处长明确表示以后不再丑化林彪，该处...

批罗虽是大方向，但林彪却要求批罗不许涉及贺龙，实际上是保护了贺龙，避免军内斗争扩大化。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自己后来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

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态度。自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直希望林彪公开出来认个错，或批评军委办事组，可是林彪就是不愿开这个口。一次叶群在与黄吴李邱等人议论时，将林的想法说了出来。叶群说：“林总对你们有什么问题心里清楚，不就是反了一下上海帮吗？如果林总给了你们批评，就是给了别人子弹，会用它来打你们。”

１９７１年的“五一节”当晚，毛泽东与林彪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城楼上的外宾握手，随即就座。由当年的纪录片为证，该纪录片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记录了１９７０年“五一”节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行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全过程。纪录片片长２６分２６秒，该片的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杜修贤、顾保孜说林彪晚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纯属编造。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而已。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周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周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准并修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最早向黄永胜转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人是周恩来，且周恩来希望黄永胜能向林彪作作工作，作一个检讨，然后再向毛进言，以便设法缓和紧张的空气。按后来“两案”审判的标准来衡量，李作鹏向黄永胜汇报了毛的谈话内容，而黄永胜再向林彪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此黄永胜的行为构成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周恩来却是更早些就向黄永胜介绍了毛的南巡谈话，并要求黄向林进言作检讨，周恩来是否也应承担“泄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罪责？也属“反革命阴谋活动”？

邱会作回忆说：“记录稿字写得很潦草，读起来很吃力。但是两点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被审问的人交待：他们听说林立果几个人在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要搞掉原来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说是交给李作鹏，邱会作办。要抓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二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能把他们交回给空军，怕被‘灭口’。”

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

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林立果是林彪的爱子，曾就读于北京市第四中学，后升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文革时辍学，1967年3月参加空军，擢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不久加入中共。然而文革中畸形的政治生态，将本应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政治狂人，最终在1971年9月13日与其父母林彪、叶群乘机摔死在蒙古温度尔汗。林立果“才气横溢，可是生性却非常见腆。”“毛泽东不是怕林彪，而是害怕林立果。”“怕林立果在军队里的影响。”

所谓林彪搞了“反革命政变”，那不过就是不得不编造的一个谎言，对外唬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而已，否则何以解释毛泽东亲手树立的接班人会“叛逃”呢？更何况这些人早年都是毛泽东的嫡系手下，打过仗，立过功，无非就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了江青“上海帮”等人，林彪一死，将他们四人从关键的工作岗位上拿下，换上自己信得过的其他亲信即可。这也是毛泽东为何对黄吴李邱四人采取如此政策之初衷。由于华国锋的局限性和汪东兴的私心作祟，黄吴李邱四人终于在劫难逃，又一次遭到新一轮的更残酷的政治迫害。

王瀑声等人秉承邓小平、彭真的旨意，先将“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大帽子扣在邱会作等人的头上，以所谓邱与林彪关系“密切”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当总后勤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林彪安排的，这就是证据！”

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那就是周恩来！邱会作说：“对于周恩来，定下调子是‘好人违心地’做事，原则上不许提及。”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可议之处”，如果细细翻老底，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邓小平、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圣人”形象，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其次，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是戴罪之人。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尤其是那些“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篡党夺权”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