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而胡耀邦将这次会议当做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

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今早在北京逝世。乔石原姓蒋，浙江人，与祖籍同为浙江的蒋介石同宗同族，因而有中共“蒋委员长”之称。此外，乔石还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外甥女婿，为此，乔石在文革期间曾被捕下狱、吃过不少苦头。 乔石1924年12月生，浙江...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于2012年倒台，当年北京称是中共中央的决定，但有消息指薄的倒台，其实是当时已退下来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在乔的促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才作出拿下薄的决定。 此前有外国传媒称，乔石虽已退下来，但政治上仍...

张琴秋(1904-1968)，又名张悟，浙江桐乡人，著名红军女将领，长征及抗战期间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等，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等职。先后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校...

文革劳改农场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

林立果是林彪的爱子，曾就读于北京市第四中学，后升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文革时辍学，1967年3月参加空军，擢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不久加入中共。然而文革中畸形的政治生态，将本应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政治狂人，最终在1971年9月13日与其父母林彪、叶群乘机摔死在蒙古温度尔汗。林立果“才气横溢，可是生性却非常见腆。”“毛泽东不是怕林彪，而是害怕林立果。”“怕林立果在军队里的影响。”

于光远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十八岁时即嫁给于光远的孙历生的悲惨遭遇——1957年“反右”时，孙被划为“右派份子”，于光远与她离婚。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历生又遭受各种折磨、虐待，1968年死亡。作家王友琴撰文《相差45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指出，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对于前妻的悲惨经历却没有提及。读者不禁发问：于光远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究竟为什么。

文革一开始，就兴起了破“封资修”的红色狂潮。 首先是收书、烧书。学校和生产大队都召开大会，要收藏的所谓“古书”都上交。过期不交，“后果自负”。 于是，许多人都把自己祖传下来的书，或者是辛辛苦苦购买、收集的书拿出来上交了，生怕交晚了被找麻烦。当时我们还很...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文革”传人。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

邓小平害怕追到“自己的头上”，因此选择了阻止涉及对毛泽东罪恶的清算。(网络图片) 毛泽东是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其漠视生命的罪恶，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后，中共党内外都有“清算毛泽东”的强烈呼声。但是...

潘汉年生前说过：凡为中共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无论谁都一样。1955年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这桩冤案长达27载4个月零20天。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为什么突然被捕了呢？而被捕后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情，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前《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既是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又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邓拓在长长的遗书的最后部分竟然高呼“万岁”，对于邓拓这一惊人之举，作者发问“邓拓应该算中共内部最具批判精神，最早觉悟的一批知识分子，何以在身遭陷害，不得不与人间诀别之际却如此不清醒呢?”“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邓拓的最后表现甚至连古代的愚忠都不如”。

上海艺术家戴建勇因疑似恶搞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这则消息在微博和百度上已被屏蔽，张雪忠律师认为有文革重来之感。 习*近*平变习特勒戴建勇疑因此被捕 外号为Coca麻痺哥的上海艺术家戴建勇在26日晚间八点半左右被十几位警察和便...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铺天盖地的造反派们，疯狂地冲击着中国的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时任省方志办副主任的 李奉三敏锐地感到这场运动后果的严重性，他忧心忡忡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样下去，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随着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和“夺权”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1967年李奉三万般无奈地带着正在合肥八中读书的儿子李克强从省城回到了故乡定远九梓集乡。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不满的话。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其与毛之间产生严重分歧，为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关于毛泽东死后让毛远新接班的这个历史疑问，本文作者阎长贵把质疑的文章转给了毛远新。当阎打电话问毛时，毛说：你信中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

林彪、陶铸分别为黄埔军校第四、五期同学，两人都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1966年文革爆发后，林彪、陶铸托黄埔军校同学萧正仪密携书信赴港，并请在港同学周游协助与国民党联系，寻求投诚蒋介石。两人在信中称“吾人处危疑之局，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肺腑之言唯乞代陈为感。”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不被清算，决定传位江青、毛远新。毛泽东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让江青在他去世时顺利接班。毛泽东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革这个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输了。

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倾吐委屈，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