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唐纳、李清在海外，杜小鹃早已病故外，大多遭到了江青亲自下令的迫害。赵丹、郑君里被抄家、毒打并被关进监狱，顾而已被关进了牛棚，屡遭迫害。

程翔：对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在香港发生的暴动，他都避重就轻。比如说，在说香港的几次暴动，举的第一宗暴动是1956年的双十暴动。他说这是第一宗。但是更早的还有一宗，是1952年的三一事件，为什么他略去三一事件不谈，直接跳到双十暴动，因为双十暴动是亲国民党的人掀起的，三一暴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共产党煽动的暴动他就不提，国民党煽动的暴动他就大书特书，而且成为1949年以后的头一次暴动。

1961年，林彪给毛泽东写报告称，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要求读毛著作，但书籍缺乏。为解决这一问题，同年，总政宣传部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印发到班，每班两本，供士兵学习。 1964年，解放军报社首先编印的《毛泽东语录》在全军推广。

听说过民办教师，见过民办学校，但你很可能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荒唐“民办枪毙”人奇葩事。那时有点乱。江西瑞金县发明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1968年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

在智识稍正常的中国人心目中，1978年，是铭心刻骨的记忆。1978年，小征泽尔指挥中央乐团1978，在几十年政治运动满目疮痍中，执政党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响应人民和历史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前途和个人愿...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谁是坏人？如果你不是装傻，答案应该明确了吧？我曾是当年狂热的红卫兵，我斗过老师，整过同学，是过来人，我亲身经历过，亲自参加过无限上纲、残酷斗争的各种政治运动，那被叫做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挑逗人们互相残杀。

【按：上微信见康正果贴出这个女孩的噩耗，并赋诗《悼女记者》以寄其恻隐：恶浪狂风啸粉红，人渣泛滥搅舆情。可怜求实传媒女，没顶狺狺党犬声。我则评论道：“现在的女孩挺刚烈，勇敢却怕恶俗大众。”实际上，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了，所以当他们陷入“大众暴力”，无论是肢体的还...

1968年10月底，我被送往广阔天地接收再教育。那时我来到黄海最北端，丘陵尽处的一座山沟——鹿圈沟。但那时它抛弃了鹿圈沟的本名，改称红山峰。这和当时许多叫宋革命，王卫东之类的人名是一个道理。鹿圈沟说来就是两道高耸的山脊夹一趟深十几里的沟筒子。从沟口至沟里有...

昨日收到从网上买的一份文革期间的《通知》，是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4月18日发出的，内容是公布一些罪犯的罪行，让群众讨论和提出对各个罪犯的处理意见。这份《通知》是文革期间常见的一份通知，特别是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各地军管会都会发出类似的《通知》或者《布告》，把阶级敌人的罪...

半个世纪后，研究张伯苓数十年的梁吉生在南开大学的教师公寓里讲述这段历史时表示：“张伯苓说：‘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你可知道，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

图为文革时砸碑掘墓旧照。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在这场浩劫中，许多中华历史上的先贤与优秀儿女的坟墓被挖，尸骨被毁被辱。以下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2.文革中，孔子的坟墓被铲平，...

在造反有理的大旗指引下，文革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造反组织，不同造反组织之间虽然对造反、革命没有根本分歧，但出于对造具体哪些人的反有所不同，因此造反派之间却相互对立，甚至不共戴天。各地的这些造反派的名称虽然五花八门，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可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两派之间相互斗争，互相指责...

刘传新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特务人员勾结”的罪证，指出北京市公安局已经成为“敌人的特务机关”。因为刘传新的捏造，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被隔离审查，受到极大的迫害，身心也受到摧残。有了北京市公安局事件的铺垫，“表现突出”的刘传新获得了“四人帮”的“青睐”，并受到了“四人帮”的重用，他也成为“四人帮”的爪牙，职务晋升很快。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相关部门开始调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作为“四人帮”的爪牙，刘传新自然在调查之列。1977年5月18日，刘传新畏罪自杀。

修炼人死后肉身不腐的现象，现代科学无法解释，但在中国古代时常出现。示意图。（shutterstock）中国福建省一座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丢失的千年和尚肉身像，2015年在海外被发现。虽然中共官方试图通过多种方式讨回座像，但至今未果。章公，俗名章七三，号六全，法名普照，生于北宋年间（...

阎长贵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其后师从《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关锋学习。他1962年写了一篇短文受到老毛的欣赏，就在1966年被调到钓鱼台国宾馆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还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6号楼。后来他听说，调他的人是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局的领导戚本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