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乐观地认为，只要他明确表示出打倒刘少奇的意向，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一边，然后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然而事情发展出乎毛泽东意料，他只能用“发动群众”的方式实现倒刘的目的。这又险些失控，掺杂着军队矛盾的1967年南京“倒许”风潮险些演变为第二个武汉“七二〇”事件。

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张耀祠、武健华、邬吉成、毛维忠、孙凤山、毕方治、李广银、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纪和富、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这些参与抓捕四人帮大小功臣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共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刘少奇事件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最残酷的个案。贵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家元首，被称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在中共政权中官拜“九千岁”，置身于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尴尬境地，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权力撕夺的腥风血雨中淹没，仅留下红布包裹着的骨灰。作为他的子女，一同从共产党的皇宫跌入革命的炼狱，而后却有了不同的结局。或成了父亲的牺牲品、陪葬品，或成了庸庸碌碌的平民，或成了重新拥有千万臣民的政治领导。

红卫兵在曲阜的29天，所造下的罪孽是深重的，共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700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挖开“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众多学者则被逼陪着孔子塑像游街

被中共定性为〝叛徒〞、〝卖国贼〞的林彪在9.13事件后，2015年首次出现在〝国家名片〞上。(网络图片) 被中共定性为〝叛徒〞、〝卖国贼〞的林彪在9.13事件后，2015年首次出现在〝国家名片〞上。中国邮政发行2015年的第3套邮票《遵义会议八十周年》...

周恩来几个月前还对弄虚作假的粮食产量数字表示关注，认为〝那些谎言是基层迫于上级的压力编造出来的。〞在庐山上的周恩来对此缄默了。彭德怀骂周恩来老奸巨猾是十分有道理的。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曾经大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生前在回忆录里写了〝周恩来大哭〞的一幕。周护着林彪的原因是怕林彪〝犯错误〞被整下去，自己和毛之间的隔火墙消失了。周恩来失声痛哭，不正是在恐惧和悲哀中哀嚎自己的命运吗?这是兔死狐悲。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所谓的火热年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

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

民国六十年(1971年)在蒋中正为首由国民党统治的台湾,首都台北繁荣的街景。 1971年的中国大陆，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却正在闹文革，残破建筑与批斗场面随处可见。 曾高喊要“解放台湾”，在这样的差距下，只剩下极大的讽刺了。

在“四人帮”成员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而在公审过程中，张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邱会作早在“长征”开始时，几乎被杀掉，因为他知道了太多的党内机密。在文革初期作为军内走资派被揪斗，在林彪摔死以后被定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了严厉惩罚，尝到了党内残酷斗争的苦头。但是，在1968年，邱会作官复原职，又成了加害者，对于造反派的报复也是同样残酷的。邱会作的挨整—整人—又挨整的三部曲，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角色，证明“党内哪个人没有挨过整?哪个人又没有整过人?”确是事实。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影随形。以暴易暴是一种恶性循环。

毛远新早年在辽宁时期就已“盛气凌人”，但同为“干部子弟”的红二代并不买账：原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伯伯的儿子从后面走上去，直挺挺地站在毛远新面前，横眉冷目地盯着他，大声地问：“你叫毛远新？”“他做出一副不屑理睬的样子打量着这位老同学。”“不认识啦？”这位老同学阴沉着脸，闷雷一样地吼着，把手伸过去按住毛远新用脚踏着的一把椅子背，猛地一扯，将他扯了一个趔趄，老同学扛上椅子扬长而去，毛远新在一片奚落声中神色狼狈，不知所措。

林彪曾庐山会议后批判彭的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中共少将程世清在“文革”之初，奉命带领二十六军七十六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事后出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素有“江西王”之称。1968年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在“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的高潮里，程世清提出一个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深挖细找二、三线的敌人”“再刮‘三查’运动的十二级红台风”……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运动仅一两个星期，江西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五千人。

1967年8月12日至10月17日间，湖南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规模批斗，4,519人被杀，117户被杀绝，而其周边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一位闻名全国的女演员被逼自杀后，竟然还遭到当众开膛剖腹！文革时期如此野蛮残酷的罪行恐怕还有更多。

文革初期，北航曾与地质学院联合批斗彭德怀，北航红卫兵领袖韩爱晶也因此名噪一时。“彭德怀对于‘知道是谁让我们批判你的吗？’这个问题，看着我，说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们不懂。’就不讲话了。”

毛泽东对华南分局领导土改的“右倾”很不满，于是在五一年十一月，把在广西主持剿匪有功，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一届可杀可不杀之间）的陶铸调到广东，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自此以后，对地主越狠越革命的“极左”思潮便在全省土改队伍中蔓延。广东全省约百分之五点二土改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可谓“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文革期间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了封信，文中写道“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1967年1月4日，地方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为找不到阎红彦，冲击了军区机关，进而进驻军区大院。阎红彦得知后非常气愤，他向陈伯达打电话报告云南的情况，不想陈伯达恶言相逼，竟逼得他当夜气绝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