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基层干部作恶多端不假，他们是搞迫害、草菅人命和造成大饥荒的基层黑手，但是他们确实只是中共邪恶政策的履行者。中共通过把基层干部当作替罪羊批判，推卸了中共的罪责，部分平息了农民的愤怒，重新掌控了农村基层组织，还起到了灭口的效果。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中共建政者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现在回想起加入邪恶组织时的激动心情我就感到无比惭愧；为曾是他们的一员，年少时为他们呐喊助威，高声唱过的红色歌曲，看过读过的红色电影电视书籍报刊，而无比的悔恨自责。我本人必须洗心革面，用余生来弥补曾经的罪行。

从各种信息看，毛时代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

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在该书第二卷详细记述着中苏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没有半个字提及苏联逼债。恰恰相反，苏联倒是建议过中国可以延期偿还某些债务。因为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饥荒，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苏联可立即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口头答复，感谢苏联人民的好意，但是不必了。

曾揭露四川人民公社饿死百万人的警告：「今年中国很可能发生严重的粮荒」。中国今年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以及猪瘟、鼠疫、蝗灾、洪灾、旱灾等众多灾难，重创粮食主产区，致使中国面临巨大的粮食危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紧急倡议要全国「惜食」。而曾出版著作曝四川当地在人民...

“‘文化大革命’中，城市住宅标准设计每户建筑面积从1959、1960年的五十多平米降为三十多平米，每平米的造价从一百元降低为三十多元。大庆出现‘干打垒’住宅，建住宅不用砖瓦木材。”但是政府一方面又随意建奢华的机关大楼。“比如在今天都还称得上相当奢华的北京西郊招待所(今友谊宾馆)、北京市委大楼(位于崇文区台基厂，1955年设计，1956年完成，全部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平均造价160元/平米)、景山后街的两栋机关宿舍大楼，其建设和竣工时间都是在百废待兴、勤俭建国的1950年代。

1962年5月拍摄的照片显示中国难民在香港排队吃饭。在大跃进中国政策造成的饥荒期间，有140,000至200,000人在香港非法入境。(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62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名为工农业大跃进，其实是一个经济黑色大忽悠。大...

大饥荒是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事件和关键性事件，因为它是“反右”、“大跃进”和“反右倾”等运动的直接恶果，又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这个罪魁祸首对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衷，没有半点自责，他在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在1959年上海政治局会议上又将征购粮率由1958年的29%提高到40%，毛泽东亲自催征说：〝早下手为强，晚下手遭殃〞，对于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吃饱。〞邓小平说：〝宁死四川人，不能死北京人。〞听明白了吗？农民的生命被共产党及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掉了。只是不要在世界造成影响，面子比命值钱。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2020年8月13日，一名工作人员在河北邯郸一家餐厅餐桌上摆放节约粮食的宣传牌，倡导"光盘"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今年上半年武汉肺炎肆虐中国，打击中国经济；6月以后的洪水淹没了长江流域的产粮区，有的地方还出现蝗灾。所以即使依照普通常识，也会判断今年中国...

赵克志的话让我有点不解，这老百姓到餐馆吃餐饭，能浪费多少，也不至于动刀动枪吧，再说现在不缺粮啊。有网友与我一样有点蒙圈，说：“夏粮和早稻不是都增产了吗？怎么还这么紧张？”“过去说，六个稳，漏了‘稳粮食’，看来是疏忽。现在好了，公安部终于把‘稳粮食’列入维稳了。”“下一步估计要出动军队和坦克了？”“兴许在不久的将来，多点一个菜就会变成违法犯罪，这就像极了从‘英雄母亲’到‘只生一个好’。”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毛泽东为了称霸世界，自不量力的搞军备竞赛，为了把原子弹送上天，竟不顾人民死活仍然坚持粮食出口换黄金和外汇。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三百四十三亿斤，折合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三千万吨（六百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换取黄金、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百分之二十四。

中国的毛左又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群体——只要稍加观察，人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患有程度轻重不一的“雄辩症”。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真饿呀！大家见面就聊定量，聊解饿之道，聊做饭的技巧，希望用二两大米做出三斤干饭；交换着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那个饭馆面条给得多的情报。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一辆拉尸体的车，也看不见成群的要饭的，更没有倒毙在闹头的饿殍……表面...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

1949年12月中共控制四川全境后，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向富庶的天府之国四川竟然爆发三次大饥荒。其中，第三次大饥荒最为惨烈，爆发于1959年到1961年，在此期间，四川是中国大陆因大饥荒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四川全境的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

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出现的人吃人事件不仅数量极多，而且情节极为惨烈，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罕见的。研究1959—1961年的大饥荒，我还没有发现饥民“易子而食”的案例。这是三年大饥荒人相食的一大特点。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他们是不是嫌“易子而食”太麻烦了，于是不再绕那个弯子，不再与人商量，不再顾及其它，干脆对亲骨肉直接下手，其迫不及待使人性完全泯灭、亲情丧失殆尽，悲夫！

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