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饥荒时期人民公社吃饭情况。(新华社档案照) 密西根大学助理教授徐宏伟表示，根据最新研究分析，曾在婴儿期遭遇中国大饥荒者，步入中年后，认知能力急遽下降。(密西根大学提供) 由华裔学者徐宏伟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1959年到1961年间出生于中国大饥...

微读社会：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强则国强！ 鲍简‏：此时此刻特别佩服习总书记的淡定和忘乎所以的自信，召开首届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秉承“天下一家”理念。我的天啊，您先把中国、北京市的高端低端人口先“天下一家”好，别在数九寒冬轰赶低端人口好...

1958年大陆搞大跃进，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毛泽东就讲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饿死4千多万大陆民众，毛泽东自然是罪魁祸首，而邓小平则是共犯、帮凶，助纣为虐。如果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过，也必将追问到邓小平的“头上”。邓小平怕追到“自己的头上”，就不让追了。

在大跃进与大饥荒期间，安徽毫县发生了大量人吃人事件，人们为了不被饿死，经常将已去世的亲人进行烹煮食用，将亲人杀死食用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把已去世者的尸体从墓中挖出食用，还出现了人肉交易市场。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仁怀县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库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获69913人。

之一：国共内战;之二：北韩冤魂;之三：反右;之四：三年饥荒;之五：十年文革;之六：篡改历史。

林彪与他的夫人叶群合影。（网络图片） 在庐山会议、上海会议和杭州会议的影响之下，全国又掀起了一阵“大跃进”和“发展社有经济”的高潮。有些省、区急于向公有化程度更高的公社所有制过渡，又肆无忌惮地无偿占有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财产，大刮“一平二调”的歪风...

在那些饿死的两千多“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傅作恭、董坚毅、沈大文。就是这么一群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报效祖国而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怀抱满腔热情回到祖国后，却被自己的同胞当成特务，被咒骂，被毒打，被虐待，这其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

有不少人对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人的历史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大饥荒在全国是均匀分布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大饥荒灾区的分布很不均匀，有六、七个省份是重灾区（安徽、四川、河南、甘肃、贵州、湖南等），在农村饿死了很多农民，而在其它一些省份和城市则基本上没有或较少饿死人。

热帖：和珅书法—和珅的书法，故宫有收藏，其书法融欧、颜、柳于一体，颇具书卷气，可知当年是用过功的。任何手段、任何资料，都难以记录、反映历史人物的原貌和全貌，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我们由此知道和珅是巨贪。 列宁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列宁认...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过年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那时，金日成主席视察平安南道的一处农场，只见稻田里的稻穗沉甸甸地堆积在一起，金主席领着干部们从田垅不小心走到稻穗上，可稻穗一点儿也没有压弯，秋收后一算，亩产高达2万斤。这样的纪录保持了两年，直到1958年，才被其他友好社会主义国家以36900斤的成绩打破。

不难设想，如果伟大的领袖和次伟大的领袖一样身体健康地活到九十多岁，则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就不再需要残酷的计划生育了。而没有法治保护的伟人的命运也非常不可预测。比啼饥号寒的百姓更盼望伟大领袖去世的是他身边的重臣们。在他老人家尸骨未寒之时，被他打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迅速复辟，他的遗孀和几位最宠幸的近臣，便被抓了起来一直关押到死。

中共建政以来，越是和平时期，死人越多。从1959年到1962年四年和平时期就让4000万中国人活活饿死。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从五个方面分析产生这场人祸的原因。此篇着重讲前两大原因。 合作化制造懒汉、降低生产力 裴毅然教授...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多数是地县级，他们是中央下发政策的贯彻执行者。这三年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搜查农民粮食，逼着人逃荒、饿死人、人吃人，他们内心很痛苦，觉得对不起农民。这些事是中央指示干的，许多命令是以毛的名义下达的，毛是始作俑者，怎么今天他不承担责任，还要追查我们这些人的错误？他们想不通，怨声载道，感到这种干部当得很窝心、烦心、痛心，几年来都是这样，没有出头之日。他们私下埋怨说，毛主席为什么不下台，为什么不得病……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唯独高岗不是毛泽东主动整的，而是被毛泽东无情抛弃了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刘少奇也是众多支持者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甚至到了1959年，毛泽东将国家主席的职务让给了刘，而刘作为报答，在庐山会议上则配合毛整了彭德怀。面临几千万人饿死的现实，毛刘的分歧发展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林彪站了出来，无耻的为毛泽东涂脂抹粉，一举扭转了大会的方向，为毛泽东挽回了面子。失之于刘少奇，收之于林彪。从“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加强了，整治刘少奇的歹念再次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