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

在文革开展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于这场运动，也不可能公开表示对文革的异议或反对，但对比周恩来与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显然，周恩来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媳妇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这对恶婆婆，而林彪则不大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对江青插手军队之事处处提防。

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从德国的经验来看三峡水库投入运行后，大坝下游洪水传播时间明显缩短，宜昌至石首的洪水总传播时间由天然洪水的30小时左右缩短为6小时，直接威胁长江防洪安全。这是程海云等学者想告诉大家的：三峡工程泄洪猛于虎也。

对没有参加八一暴动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这一直是他心中一根刺。毛认为，他在该年搞的一个湖南秋收农民暴动才是中共的第一支武装，对八一建军节是很不服气的，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正好以打倒贺龙否定了八一南昌暴动的意义，然后篡改历史，号称他自己才是中共武装起义的首始人。贺龙向当年拉他入中共为中共卖命的周恩来求救，但周恩来为了自保，将逃到他家的贺龙交了出去，并亲自在逮捕贺龙的文件上签名批准。

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的上层人物，大多由周恩来下令逮捕。包括贺龙、王光美、杨成武、余力金、傅崇碧等。最后中共中央专案组罗织罪名要求处王光美于死刑，都有周恩来的批准签字。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习仲勋是被用“宣传高岗”的名义搞垮的，因此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应该说，打倒习仲勋是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的最后一次“合作”，但几年以后，刘少奇就成了他口口声声批判的“彭、高、习”的“总后台”。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

一个历史时期走到末路时，统治集团内部一定会出现种种乱象，像晚明时所谓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疑案，搞得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一片乱象，为明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文革后期，中国政坛上也出现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员离奇死亡的事件。当时社会上传言纷纷，老百姓演绎出许多...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叁、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1955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期间与尼赫鲁交谈。 最近，中印边界局势紧张，似乎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不少评论都提到“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但语焉不详。更多的是谈到美印关系、地缘政治、兵力对比等。纽约时报在莫迪访美时说：“印度对中国的怀疑根深蒂固。”香港...

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实际是周，杨成武后来讲，当时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

编者按：“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这是1961年，毛泽东反驳当时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而公开宣称的，当时他正在接待法国社会党领袖即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

【周恩来见死者家属最常说一句话】周恩来是刘少奇专案小组组长，刘少奇死；周恩来是彭德怀专案小组组长，彭德怀死；周恩来是贺龙专案小组组长，贺龙死；周恩来是陶铸专案小组组长，陶铸死；文革后资料证实，周恩来签署大量逮捕处死的命令。周恩来见死者家属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1945年7月在莫斯科，林琳（左）、孙维世（中）、林利（右）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史达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

从正常人逻辑说，既然是“民主共和国”，当然属于人民，没必要画蛇添足，但戏法就在此处伏笔，周恩来自有办法，全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带“民主”定义的正式国名，中共只让它在1949年10月《共同纲领》中出现过一次。这在周恩来简直就是轻车熟路，小菜一碟，让人提出名词太长，应用不便时，可以“简称”。其实一共九个字，并不长，比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译称还少三个汉字，简化掉的应该是重复用语“人民”二字，简称为“中华民主共和国”，最后却专门把民主二字化掉，大家都对简称心无芥蒂。

张若名与周恩来同期加入中共，但后来退出，中共建政后屡次申请再次加入中共，但却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难堪凌辱而投河自尽。

1957年秋，江青被发现患了癌症，被送去苏联治疗。对癌症，毛泽东也像对性事、刷牙和男女阴阳互补一样，有自己独到而固执的看法。他认为癌症是不能治的，治也没用。只有乳房癌可以治疗，因为它可看到。因此，中共高层很多干部患了癌症，都是到了相当晚期才得以就医，因为...

陶铸是精通并善于进行党内斗争的人。然而当毛泽东已经对陶铸暗示甚至明示要他离开中央以后，陶铸仍然坚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于是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陶铸的决定。陶铸倒台在毛泽东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也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