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实在不必操之过急，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更应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据知情人说，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邓小平却听不大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对此，叶剑英在后来形势逆转后私下评论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下会回头的。这番话确实道出了邓小平的为人。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谢绝中国的出口食品。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复是：“不关你的事！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其融洽的一面，也有另一面。知情人透露邓颖超曾经在延安因为搭竹竿晾衣服大骂警卫员。知情人也透露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摩擦不断，并曾经打架，邓向周扔碗，有次还导致周恩来脸都被邓颖超抓破。知情人还透露，周恩来和服务于中南海的文工团的团员跳舞之后，邓颖超曾经握住此团员的手问到：周恩来对你没做什么吧。张佐良则说：周恩来在1973年年底被批期间，周恩来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按：在中共的宣传中，“周总理”曾多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被中共宣传为“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在自由世界眼中是什么样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账，对他进行的敲打。

毛还顺着基辛格的爱好奉承他的桃花运。会议记录里毛说：“有谣言说你快不行了？（笑声）在座的妇女可都不满意啊。（笑声，妇女笑得特别响）她们说要是博士不行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笑声，特别是妇女的笑声。）”

刘少奇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泽东用来对付和遏制周恩来的人物。（网络图片） 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

席间毛泽东要先敬周恩来一杯，周连连说：“不敢不敢”。毛泽东却说：“恩来，你敢，不是你竭力推荐刘少奇接班、刘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让我退居二线，回家乡养老么？”周又连连说：“我有罪、有罪，请主席宽恕、宽恕。”

到了1956，57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反冒进”错误，逼使周恩来多次检讨，并通过刘少奇转述，有让周走开，并让柯庆施取代之的意思。这是最后一次，周敢与毛稍有抵牾。从此之后周完全驯服，完全丧失自己的灵魂，彻底以毛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无论毛如何胡作非为，也无论苍生多么哀鸿遍野，周都不敢稍作努力去正面对毛有所纠正。

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部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大陆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毛老头没有坐等组织起来的年轻人坐大，就在中学红卫兵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之前，适时地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一巴掌把他们都扇下乡去了。仔细查看一下就会发现，即令是号召力，战斗力最强的组织，也至少已经一分为五了。用这种方式，伟大领袖毛主席便将一场由他亲手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又亲手扼杀了。而且毫不沾血。其手段之高超，用心之歹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被俘虏的志愿军战俘。（网络图片） 编者按：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附近，震耳的枪炮声打破四周的寂静，也打破了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和平。金日成以中共党军第四野战军的四个师为先行主力悍然侵入韩国后，联合国军和中共成百万的后续部队随即卷...

延安整风中，周恩来是毛泽东要整的主要靶子之一，毛当时的亲信刘少奇，则是整周的急先锋。周被迫多次检讨，并承认自己只能当二把手。但延安整风的结果，连二把手的位置，也被刘少奇捞去了。那一回，毛是联刘斗周，而二十多年后，文革中，毛却又联周斗刘，如何处置倒台的刘，周曾在文件上批示，建议枪毙，毛泽东假意当白脸，批示有病治病，给九大留活靶子，刘惨死，周报了一剑之仇。

朱德女儿朱敏的生母贺治华先与朱德姘居，而后成为朱的妻子，之后移情改嫁他人，后来周恩来下令打瞎了贺治华的一只眼睛，再被国民党特务救走保住了一条命。当朱敏长到14岁的时候，才到父亲朱德的身边。 在公开的资料中，中共老军头朱德有过6位妻子，依次是元配刘从珍（...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说出来可能让后来的人大跌眼镜，真正把毛泽东推上神坛，大搞个人崇拜，最早、最多、最极端的既不是刘少奇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而是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不论从理论上不惜贬损自己而抬高毛，以获得毛的欢心，而且在行动上更象一个卑微的奴才一样服侍着毛，并影响着周围的人。周恩来的行为，实际上对林彪及其它领导人后来的表态起到了引导、启发、示范的作用。

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用西单民主墙弄权；一手制造所谓纪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并对事件的知情者杀人灭口；掩盖其女杀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及屠杀北京大兴县“黑五类”人员的证据；利用公安机关残酷迫害异己。要不是耀邦人厚道，临终之前把这些说出来，否则再也难以大白于天下了。不错，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尽管周恩来行事小心翼翼，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毛泽东的大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

为了应付科学家调查团，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只好向中央卫生部贺诚求援，派人到东北沈阳取回两个密封铁管的鼠疫杆菌菌种，作为朝鲜发现的证据，交给科学家调查团。吴之理担心这样做，仍难蒙过调查团，便向一位同事说：“万一到时仍难证明细菌战事，你就给我注射这种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志愿军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