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在书中指出，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施以援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陶铸于“文革”初期1967年下台被囚禁，此时已身患胆癌，却被拒绝给予其医学治疗，于1969年病逝，死前和死后家人都未被允许探视。

1973年底，毛泽东发动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础。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运动，周恩来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被批者。毛泽东发动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务。“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毛泽...

张玉凤曾按着毛泽东的指示，代毛批示过一份文件，也是惟一的一份文件。不料，张代批的这封信竟惹来一场风波。这份批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贯彻时，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指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众指出哪几个字不像，她这么一说气氛有些紧张了。汪东兴因事先了解此事，就说：“不是主席写的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别人能编造得出的。”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时，国民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1952 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共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中有位煤矿工会代表问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齐锡玉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 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会见结束时，这位代表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立即摆手示意，不让翻译。

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周刊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云 云。“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名字被写成“刘少狗”，在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中随处可见。中共党史上历任倒台的领袖，挨批受骂自不在话下，至今仍是党文化的 特色之一。

林彪拯救危机中的周恩来/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陈伯达曾是文革时期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1988年10月17日，他刑满被释放后，我去采访他。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当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时。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73年6月，美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一位副处长执笔，写成一文《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第153期上。7月初，王海容给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毛听后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

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

尼克松访华前一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导致突然休克，心脏也随之停止跳动。大夫胡旭东、吴洁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人争分夺秒立即进行抢救。周恩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 因为紧张和惊恐，许久迈不开腿下车。他十分清楚，如果抢救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笔者一直认为，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

高岗想起座谈会之前，黄克诚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讨论刘少奇的政策问题，最多是宗派情绪、自由主义。但反对刘少奇，可就是杀头之罪呀!高岗想对他说明反刘是毛主席的意图，但他不能说，也没法说//“可是，‘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

1950年10月，杨刚弄丢了一个工作笔记，里面有重要的机密，给她带来很大压力。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狡猾的周恩来说笔记本不会丢掉，别人会找到的。原来别人捡到的笔记本已交到周的手中，而且他已看过。笔记本里不仅有工作机密，还有杨刚与美国新闻处驻华负责人费正清的亲密交往记录，特别是她和费的联系方法，在中共与美国交恶时期，这是严格禁止的。周恩来把此事告诉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安子文批评杨刚。

1961年6月，周恩来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庆施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他认为“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导演谢晋后来回忆说：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周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名。要知道，当时柯庆施可是毛泽东的红人，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

1966年，周恩来在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后推举林彪为接班人，并在文革中多次对此加以解释。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林彪都是坚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林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军队力量的“橡皮图章”，而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角色绝非官方定位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用中共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于前列腺癌，死时位列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之后，在中共领导中位居第四；半个月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患膀胱癌治疗 无效去世。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书中回忆，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或是毛的一组人员，都得经过毛的同意才能开刀。康生、周恩来也因此延 误治疗最佳时机。

据孙维世专案组的一个人事后交代，江青对孙维世专案组的人说，孙维世是“美女蛇”、“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据周秉德(就是周的侄女儿)讲，孙维世和她(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也就是周恩寿，都是周亲自批捕的。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到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近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