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陈小鲁披露，陈毅死前，他看父亲被疾病折磨太痛苦，曾想放弃抢救。但医生说了两句话：“你说了算吗？我们敢 吗？”同为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层人物，陈毅的“求死不能”与刘少奇、贺龙等人临死前“生不如死”的境遇大相径庭，凸显文革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本色，什么都可 以政治化，死亡也不例外。

右派改正后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追问他一九五八年当右派的事。他闪烁其词地回答：“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是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也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党内高层右派的态度类似朱镕基，不愿再揭疮疤。而中共官方也竭力掩饰这段内斗历史。

饶漱石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想拿副部长安子文开刀。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着力解决各路诸侯的分散主义问题。至于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则是要附带解决的次要问题。“毛泽东顺应人心，毅然改变了会议方向；刘少奇讲话直言不讳，痛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固然令人称道，会议后来取得的积极效果也让人称赞。”但是一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竟然没有使中央领导发现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是集体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邓小平这种说法表面上是谈“过失”，其实等于把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划了等号

类似的令人惊吓的消息在神州不断流传，比惊吓还要惊吓的是，每次惊吓之后，人们只是换了个更熟稔的姿势，继续睡觉，仿佛永不会醒来。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任何抗争和清算都被视为愚不可及。这样的惊吓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却茁壮成长了。就在湖南商人被处决之前几个月，有一个叫冯仑的人饶有兴趣地谈起“后半夜吃肉”的故事。

“可以对现场分析一下，当时刘少奇头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遗体被白单子包起来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内，谁会知道那是刘少奇，任何人都不准接触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是军人戴著口罩手套把他推进焚尸炉的!共产党宁可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敢违抗组织纪律，有谁胆敢私藏烈性传染病人的骨灰!有哪个觉悟的工人能隔著包裹的白布和塑料袋能认出一个死尸来??这和亩产万斤粮一样，都是为党的政治需要服务!”

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泽东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

下　篇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1)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力荐粟裕当元帅，但没有成功。因为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正在北戴河疗养，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在中共建政之后，尤其文革期间，毛泽东整肃党内高层反对者的两大重要手段：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

刘春华先生创作于1967年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富有美术史上的巴洛克风格意境 侯一民先生1961年创作的《刘少奇和安源煤矿工人》油画，是较为典型的苏式风格 文阿赛尔 若论整个文革时代的油画艺术哪件水平最高，《毛主席去安源》当之无愧。这幅充满马屁气味...

存放刘少奇遗体的担架，摄于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 执行“紧急任务”，我的心在流泪 1968年底，我从北京举行的大使馆警卫培训班结业，回到了开封驻地，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

核心提示：会议结束后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前往住地。上车后刘少奇立刻指责高岗叛变，高岗顶撞了几句。当到达住地时，刘少奇马上向毛发了密电，由于高岗的叛变行为，要求召高岗回国。本文摘自：《中共往事钩沉（卷二）》，编著：文博，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前苏联援华专...

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而刘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交谈 1964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据曾志回忆，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 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

在黄峥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一桩冤案。

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又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从毛、刘的谈话中可见高岗事件对中共高层的影响力之深、之广。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经周恩来提议后又加上江青。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大秘书。在这五大秘书中，陈伯达和胡乔木是政治秘书，田家英是日常秘书，江青是生活秘书，叶子龙是机要秘...

1964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重新解读七千人大会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文革的中后期，毛泽东又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有等到毛泽东的那“九篇文章”重新“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