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

无论是韩钢先生的文章还是余汝信先生的文章，实际上都否定了官方多年以来强加给林彪的罪名：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九一三”回望》的出版将林彪事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该书《序言》里所说：“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诚哉斯言！

这是一场堪比唐山大地震、却被历史遗忘了的巨大灾难。 1975年8月，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及周围共26个县市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个大中小水库相继垮坝溃决，近500万人被包围在汹涌的洪水之中，1000余万人受灾，106万余人瞬间一无所有。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1975年，偌大的中国，竟无任何一家媒体有过只言片语的公开报道。以至于时至今日，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1945年，东北三省工业规模居亚洲第一，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80%。但在苏联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就使沈阳90%工厂无设备、东北70%铁路无机车。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

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时又是最得力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成为中共高层中一个无可轻易取代的人物。周恩来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及时杜绝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险，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善于隐忍，机巧地把握好与毛泽东、江青的政治关系，永远把自己摆在臣子、属下的地位，对于来自毛泽东、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谩骂，从不会公开说“不”，且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唾面自干，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

邓与江是本质不同的两路人，邓死前，江已经尾大不掉，愣不听话。邓、江路线上的深刻分歧，源于根本宗旨与动机。 邓小平一死，唯一口号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国喊得震天价响，表明高举邓旗的正统唯有江一人，确实朦住了海内外的表面观察。但在1997年在党内一定级别却传达了该年两大喜事：一是要在七月一日收回香港，二是邓小平逝世。许多党员不相信，以为传达有误，邓小平之死，怎么会是大喜事?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调查；全国军队的枪械子弹仅够半年战争之用，可见如在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就盲目开战，中国军队只会如以卵击石般，不堪一击，遭致迅速灭亡的惨祸。由此看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有利于抗日的正确政策，至今官方书刊仍斥为卖国反动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王佩英是文革受难者，也是文革中的反抗英雄。回看历史，文革中前一种人非常非常多，后一种人非常非常少。这一特征是和文革的残酷性紧密相关的。残酷的迫害导致了千万人的死亡，而反抗者刚刚站出来还未为人所知就已经被击倒杀害。

在《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1]一文里，我运用拉吉•帕特尔博士(Paj Patel)的粮食战争的概念，[2]对大跃进-大饥荒的起源做了一些历史性追溯，发现它其实是自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粮食政策——的延续...

2003年的时候，我偶然在一个地主庄园里面听说，有一个地主的妻子，她被4个民兵晚上凌辱之后，用一个铁条从她下身穿进去，导致她子宫破裂，流血而死。这件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很激动，也很愤怒，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揭露出来，把真相揭露出来。所以我从那天起就开始调查。

这场战争打得极为惨烈，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越军抵抗顽强超过预期。到底是谁受到了“教训”很难讲。我当时有条件看到发给省军级高级干部的“战情通报”，对共军的“教训”有深刻印象。

被中共宣传体系塑造成“老好人”的周恩来，其人凶狠异常，在文革中充当毛泽东的帮凶，毛想整谁，周就整谁，对昔日“战友”如此，对身边接近的人也如此，对毛的政敌更不手软。 刘少奇，前中共国家主席，在位时说了几句毛不爱听的话，文革爆发之初就被整倒，刘少奇挨整...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文章披露，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

苏联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苏联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苏联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

范元甄、杨沫、曾志、石澜……革命不仅进入这些红女的血液，也完全主宰她们的婚恋，实在也是一处“千万不要忘记”。

湖南省委1959年宴请中央有关领导，主菜是“鸡汤煨鱼翅”。而此时全国副食产品已紧张到湖南省委有关领导为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们提供一些肥皂，就已经让他们非常满意的地步。

毛时代，有一个特别节奏，就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天天都得拿出时间来学习毛语录，工人在车间里学，农民在地头上学，战士更不用说了，雷锋在被窝里学。一整天的时间给你安排得满满的，绝对不让你有空余的时间思想其它的问题。毛的新语录一出，单位组织上街游行，欢呼四个伟大，敲锣打鼓都是二逼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