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征粮、征兵、征税需要通过法律，中共则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中共”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

“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后来，一位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

西安事变前，知识界就对老蒋不满。五年时间，你他妈都干了些什么，东北丢了，华北危急，不行滚一边，让中共上。老蒋本想反驳，他们勾结苏俄，是真正的卖国贼。但是，看到结拜兄弟都通共，长叹一声，好吧，抗日不剿共。一切都是刚刚开始。20多年后，知识分子的白骨堆满了夹边沟。

colorfuldays：浅谈房地产和外储，现在有流传一种弃房保汇的说法，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应该是两者都保，既保房又保汇。下面我来谈谈我的理由。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65万亿美元，股市9万亿美元，这说明中国的金融业是基于房地产的金融，中国银行体系的...

谢流石：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

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金日成追杀就逃到中国来，管中国要人，因为当时驻苏大事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这样中苏就商量怎么办，后来就找金日成谈，让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事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我这，实际上他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到58年以前把部队都撤走，你们这几位也算高级领导干部也不要再追杀了。后来这些人都给疏散到西安、咸阳这一带作为退休老干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一日，毛泽东挥动巨手，向全国中学生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到一九九二年的十二月廿一日正好是廿四周年。在老人家发号之前，已经陆续有一些人先下去了。而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份的一批去内蒙古阿巴嘎旗的人里恰恰有北京...

毛泽民被捕时，正是延安整风的高潮。毛泽东意在利用这场运动，建立他的权力基础。毛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抹黑蒋介石，制造对蒋的仇恨，为全面内战作准备。正是为了这一目标，毛泽东有意要毛泽民死。

这两个死亡高峰发生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期和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这是两次最主要的迫害运动。造成这样的死亡分布曲线的原因，是因为迫害和杀戮是由文革领导者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生了同时同步同样密度同样模式的迫害和杀戮。现在有案可查的从文革最高当局发出的各种命令和指示，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十万苏军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周恩来的坐镇支持下，长驱直入匈牙利，一场血腥屠杀开始，纳吉政府垮台。纳吉和他的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匈牙利起义画上句号。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丧生，一万二千人受伤，三万多人受迫害，几百名革命领导人被捕处决。二十多万人逃亡西方，四万七千人流亡美国。

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胡作非为召致党内外诸多人土的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辙、痛改前非。而是采取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方式来推卸责任。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为纠正一九五八年的极左路线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

邓榕，又名萧榕，小名毛毛，1950年生，是邓与卓琳生的最小的女孩。文革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之一，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时被打死。当她父亲成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她写出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

事实是，孙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过一个三民主义，因而也就从来没有所谓新旧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

伊塔事件，中方称“5·29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在1962年的初夏，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当时中国新疆约有6.7万中国公民，由于饥荒，通过以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为主的几个重要边境口岸越境前往邻国苏联，滚滚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在此期间，伊犁区党委遭破坏，中苏关系更加恶化。

谢流石：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

当时，吉已经是共产党员，此时索性拉下脸来，部队里亮出了所有共产党人的身份，成立“军事委员会”，吉任总指挥，担任政委的人物可是将来赫赫有名的──柯庆施──柯贼在延安整风中，差点被弄死，被毛给放了，从此忠心耿耿。

直到七七全面抗战，正如曾任毛泽东私人秘书李锐先生後来著书所说：“毛泽东教育全体中共党员，认清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11]据当时接近毛泽东的人士透露：“毛泽东在延安获悉日军攻入南京这一消息後，与东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高兴如狂，举杯庆祝，并因兴奋与唱酒过度而满脸通红。”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