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打败了日寇，赢得了民族独立后来发现原来是国军的浴血奋战和美国的帮助打败了日本军我曾相信红军长征去陕北是为了打日本后来发现陕北根本没有日军，红军去陕北只是为了逃命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打地主分田地是为民除害后来发现大部分地主的财产都是辛...

Allen小小小小号：俄罗斯医疗工作者说，他们在治疗核事故伤者的时候，没有被告知这些人是因为核爆炸受伤，他们没有被警告病人身上潜在的核辐射。这些医疗工作者说他们很气愤。 大饥荒与民主：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大规模的饥荒阿马蒂亚·森在他出版于1981...

国共战争后，由于国民党“反攻大陆”和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宣争，中国台海一线充满战争张力。显然，朝鲜半岛战事一起，美国并未读懂新中国朗朗上口的所谓“唇亡齿寒”的焦虑，担心的却是北韩、中国两个共产党新政权联合行动，出击各自的对手南韩与台湾，一举拿下南朝鲜和台湾半岛。一旦如此，显然威胁到二战以来形成的美国东亚势力范围。

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周恩来说“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

就蒋介石而论，大陆受中共党文化之毒太深，解放前是标准的党文化，国民党统治时代，政府高官基本上是大学生或留学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尽管是威权政治，但思想言论出版结社学术自由还基本上存在，共产党甚至还是允许公开存在的合法组织,共产党公开办报也不受查封,法官独立审...

1969年1月下旬某日下午，厂里造反派头头突然把我叫去，说是有外调人员来厂找我外调。到那里一看，两个陌生男人正等着我。厂里陪见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我说：“这两个同志是果品公司来的，找你了解若×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争取立功。”说完向来人望了一下，示...

文革游街(网络图片) 小时候上学的路必须经过爸爸的单位，当时正赶上文革，天天早上单位的大门口是一排十几个挨批斗的人在那遭游街，因为天天都能看到，所以当时的场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些人都是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各种各样的“罪人”，要么是“走资本主义...

要知道，40万条光棍有秩序的排列在几百里的河床，个个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呐喊，轰鸣的声音胜过炸弹、赛过滚雷，嗡嗡地有节奏地迅速朝另一头滚去。空气在沸腾，大地在颤抖，男人的激情化作了神力。大家都堵着耳朵闭上眼，张开喉咙声嘶力竭。轰隆隆山摇地动，呼啦啦旁边的人乱跑。我睁眼一看附近拐弯处几十米宽的大堤因声音共振而塌方！有十几人半截身子被埋在土里，大家奋不顾身立刻抢救，才没有造成悲剧。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他，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咱的政治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都上阵，做到人人手里有弹弓，不会使弹弓的就敲铜锣，没有铜锣的就敲脸盆，没有脸盆的你就扯脖子喊，喊，人人都会，是不？干啥啊？你说干啥？就为了吓唬麻雀那狗东西！大家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落地，落树枝上、房檐上也不行，累死那些个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

章立凡：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1953年，新疆阜康，中共军管人员在枪决“地主”和“反革命分子” 我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耄耋老人，现居住在美国芝加哥，美国公民。我这个人，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憎恨中国共产党，仇视毛泽东的人。原因非常简单，杀父之仇。我的爷爷也是在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时...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我是在铁路上听到的。时隔30余载，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1976年9月初，我与同宿舍的孙某到上海去玩，孙某是上海人，下放凤阳多年，始得招工。返回时，他在铁路工作的哥哥，把我俩托付给一位列车员，为我们省下了车票钱。车到蚌埠后，我们因未买车...

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当年潘汉年神通广大，上海的日本领事馆内的情报首长岩井英一，还发给潘汉年一个特别的通行证，日本特务机构每月提供给他两千元的情报费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後，日军侵占香港，以廖承志为首的中共驻港情报人员需要撒退，竟然由潘汉年出面找岩井，安排中共情报班子撒退，可见当年中共的情报班底和日本情报人员早有联系......

我们今天也可以讲一个笑话，我爷爷看了那份报纸，我父亲也看了那份报纸，我也看了那份报纸，我儿子也将会看那份报纸，我们并不是祖传了一份报纸，而是有人要我们看了同一份报纸。 以前总是看很多诗，描写时光易逝，感叹世事变迁，如白驹过隙。“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我们政治干部用长期心血培养起来的部队对苏联红军的崇敬感情，被他们自己用抢运物资、强奸妇女等劣行给抹掉了。对待苏军无理行为，我们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政治的，一见苏军，我们就大声高喊‘斯大林乌拉’；第二个办法就用烟酒，尤其酒，苏军士兵大多数喜欢喝酒，有了烈性酒，许多事就能按我们想法来办。

文革时期，遭批斗的人士会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牌子、剃阴阳头，进行侮辱。（网络图片）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并无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人头攒动、震耳欲聋。人们最喜欢看的游街示众，比北京地坛的庙会还要热闹十分。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