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西方政界出现一个新名词 CRINK（有人把它翻译为“恶霸四国”，它把中国、俄罗斯、伊朗、北朝鲜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并合成为一个新名词）。这个字是由去年11月在加拿大哈利法市（Halifax）举办的“第15届哈利法国际安全论坛”上，由主席 Peter Van Pr...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说他一生所后悔的事，就是将“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以后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毛此时说后悔，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毛虽攫取了大陆，却终其一生也没有能战胜中华民国，或许，毛已认识到：中共永无战胜中华民国的可能。不然的话，毛为何要因当年的事情后悔不已？事隔多年，毛的窃取国号这张牌，再也无法重新翻出。毛后悔了，不合法的政权虽能盛极一时，但终归还是站不住脚的。

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埃列娜夫妇被执行死刑。军事法庭将齐奥塞斯库的种种罪名公诸于世：屠杀六万罗马尼亚人民、海外存款超过十亿美元、凭借权力肆意破坏政权、破坏公共财产、损坏国民经济等等。然而，埃列娜在被士兵控制时，却喊出这样一句话：“你们不能这样，我可是你们的母亲！ 当魔鬼中共再跟咱中国人妈妈长妈妈短的时候，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异口同声，回敬它一句东北话：“滚犊子！”

中共搞人民公社，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图为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难民。（图片来源：Getty Images）接上文：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中）从1962年起，生产大队不再是基层行政单位，在生产大队之下划分生产小队，一般被称为生产队。1962年以后，各生产大队除有党的支部...

焦裕禄，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树立的人民的好公仆形象，在中国大陆可谓尽人皆知。人们通过报刊、电影、电视的宣传，了解了他在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的无数感人事迹。迄今，他仍是中共广大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然而，在焦裕禄的光环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1922年8月出生在山东的焦裕...

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喊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毛致死都没有明白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他死后要去哪里才能见到日思夜想的马克思。（马克思曾在他的诗作中这样写道：我在地狱里向你们发出呼唤，快下来陪我吧，同志！） 比如周恩来，为共产党效命一生，他深知中共的罪恶太大，树敌太多，或许是出于中共高层共有的“挖坟”之忧，死后连骨灰都不敢留下。 再比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些共产党的超级大员们，死前受尽“肉刑”和心灵折磨与羞辱。

“·九·评*一出惊人醒，迷茫之中有神助，认清邪*党-识本质，退出邪*党-是出路，大法弟子做义工，争先恐后把人救，世人不要再迷茫，认清时局早自救，四亿勇士已退出，邪*党-政权不稳固，不做邪*党-牺牲品，那样实在太糊涂，末法乱世人心多，迷在仕途不知故，世人都来促三:退.，铲除邪恶天宇清。” 我建议还没有看过《·九·评*共产党》的人，尽管找一本来看一看，同时，希望你们在明白真相后赶紧退出中共党、团、队。

我母亲因姥爷的问题，文革中党籍被挂了将近10年。她坚韧地挺着，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不服软，不检查。有一次被单位头头整得太惨，母亲回来向父亲诉苦。父亲是个除了工作别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点事不关己，总说一句话：要降温，你要降温。母亲终于急了，当着我的面大叫：你还知道什么！你就知...

金家共产极权政权统治朝鲜近50年来，党内9次大清洗约造成10万党员丧生，150万人死于集中营；130万人死于内战；饿死人数在50万至200万之间。此外中国志愿军战死在朝鲜约40万人，另伤残45万人。50年共产党统治在2,300万人口的朝鲜死亡总数在300万人以上。

我问廖祖康，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却在中南海钓鱼、打鸟、玩摩托车，是否确有其事。廖祖康说：“事情是有的。不过，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后来，他失意了，就玩了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我曾劝过他，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嘭嘭嘭骑摩托车兜风，别人会怎样说你？影响多不好！可是，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发配到南口劳动改造，处在极艰难环境之中。其难还不在于有反动学生管理组的管制，有艰苦的劳动，而在于反动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这才是真正的监督，因为有些反动学生觉得自己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得到宽大，因此常常以监督别人为事，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全不像现在腐败干部之间的...

笔者在家乡时常听“公社化运动”的亲历者讲起这样一件事：1958年底，我家所在的宫里公社的男性青壮年全部集中在该县东部孙村公社的洛沟村一带“大炼钢铁”，民兵如抓住私自回家者就会往死里打；我村有个新婚不久的小伙子金训，从秋天开始已数月不能回家，他的新婚妻子前往工地找他，当晚只能与金训在一个住有上百号男劳力的集体工棚里“同房”，“同房”时左右两边睡的都是同村男人，且彼此间没有任何隔挡。

杀他一家的贫下中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文革”中的许多“酷吏”不仅靠着淫威垒砌着向上攀爬的台阶，而且，还不时地在私下里将他们色迷迷的眼睛扫视在异性同胞的身上，为了泄欲，他们不惜以官相诱，以刑相逼，耍尽阴谋、使尽暗算……

一名当年不顾父亲处境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政治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忽然被扣上这几顶黑帽子，对陈琏而言自是奇耻大辱。然而面对一群无知识、无理性的狂热造反派，她心中明白，父亲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身为他亲生女儿的原罪，是没法说得清楚了。她备感屈辱，绝望，无助，生存意志被剥夺得荡然无存。11月19日，在造反派强迫她交出检查材料以备加重批斗的前晚，她从十一楼的窗口一跃而下，以死向这个非人的世道作出最决绝的抗议与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