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可以是反革命，也可以不是反革命。 王光美可以是反革命，也可以不是反革命。 两个人加起来有以下四种组合： （1）都不是反革命；（2）蒯大富是反革命，王光美不是反革命；（3）蒯大富不是反革命，王光美是反革命；（4）都是反革命。 纵观几十年的...

中共坚持要苏俄承认的九项不平等条约，被江泽民抹煞了，不要苏俄承认了。这就是，俄国过去的侵略，都不算是侵略。江泽民把过去的侵略国，变成没有侵略过中 国的国家。所以，在江泽民与俄国签订的文件里，公然篡改历史，歌颂俄国侵华是“友好睦邻，历史传统”。这不仅是抹煞过去历史账，而且是鼓励俄国今后继续侵 华。在俄国人看来，反正侵华也不要紧。以后中国还会出现像江泽民这类人，再把俄国的侵略给抹煞掉。这样，俄国今后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华。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毛家湾林宅中清查到一份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稿。但是，关于信稿的事，执行毛家湾清查任务的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在其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两案”审判中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未提及。

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然而邓小平从开始支持它到三个月后又将其关闭，并决定逮捕和重判一些人。这种做法在多年后，在部分高层干部中仍遭到非议。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批评邓是“叶公好龙”，于光远则含蓄地说，邓的这一举动成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1958年大炼钢铁，鼓风队。写有名字：武松炉，花木兰车间。毛泽东为什么会犯大跃进这样世界顶尖级的严重的、荒诞的大错误呢？传统的解释是胜利冲昏头脑。真是这样吗？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实在太肤浅，也不符合实际。一般而言，胜利就是胜利，胜利是实践的结果，胜利证明了理...

鉴于中共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许多原本要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中止了建交计划，中共国被文明世界长期孤立；负债累累，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还清所欠苏联的债务；中共背上了朝鲜这个巨大的包袱，反被其挟持绑架，在国际社会上为庇护无赖小弟付出惨重的信誉代价。

潘汉年作为一个为中共事业成功起到过重大作用的情报首脑，突然变成内奸，其突兀之处令人生疑；而胡风案，在逆境中的“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居然在革命成功后成了反革命，即便是罗瑞卿、胡乔木等人也不会相信。但是，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在这两个案件看似不合逻辑的外表下，其中一定有它隐而不显的逻辑存在。

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以当时的物价估算，饿死的3千8百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张戎沉痛的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上，毛说中国不怕核战争，他宣称：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得了什么？赫鲁晓夫说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安托宁·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一个人。”

1936年，毛泽东下令由到达延安的红四方面军所部组成的“西路军”打开通往苏联的通道，即进攻甘肃、新疆。次年，西路军主力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同时还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不但两万精锐之师埋骨黄沙，还有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情形极为惨烈。

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

无论是韩钢先生的文章还是余汝信先生的文章，实际上都否定了官方多年以来强加给林彪的罪名：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九一三”回望》的出版将林彪事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该书《序言》里所说：“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诚哉斯言！

这是一场堪比唐山大地震、却被历史遗忘了的巨大灾难。 1975年8月，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及周围共26个县市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个大中小水库相继垮坝溃决，近500万人被包围在汹涌的洪水之中，1000余万人受灾，106万余人瞬间一无所有。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1975年，偌大的中国，竟无任何一家媒体有过只言片语的公开报道。以至于时至今日，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1945年，东北三省工业规模居亚洲第一，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80%。但在苏联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就使沈阳90%工厂无设备、东北70%铁路无机车。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

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时又是最得力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成为中共高层中一个无可轻易取代的人物。周恩来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及时杜绝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险，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善于隐忍，机巧地把握好与毛泽东、江青的政治关系，永远把自己摆在臣子、属下的地位，对于来自毛泽东、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谩骂，从不会公开说“不”，且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唾面自干，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

邓与江是本质不同的两路人，邓死前，江已经尾大不掉，愣不听话。邓、江路线上的深刻分歧，源于根本宗旨与动机。 邓小平一死，唯一口号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国喊得震天价响，表明高举邓旗的正统唯有江一人，确实朦住了海内外的表面观察。但在1997年在党内一定级别却传达了该年两大喜事：一是要在七月一日收回香港，二是邓小平逝世。许多党员不相信，以为传达有误，邓小平之死，怎么会是大喜事?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调查；全国军队的枪械子弹仅够半年战争之用，可见如在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就盲目开战，中国军队只会如以卵击石般，不堪一击，遭致迅速灭亡的惨祸。由此看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有利于抗日的正确政策，至今官方书刊仍斥为卖国反动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王佩英是文革受难者，也是文革中的反抗英雄。回看历史，文革中前一种人非常非常多，后一种人非常非常少。这一特征是和文革的残酷性紧密相关的。残酷的迫害导致了千万人的死亡，而反抗者刚刚站出来还未为人所知就已经被击倒杀害。

在《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1]一文里，我运用拉吉•帕特尔博士(Paj Patel)的粮食战争的概念，[2]对大跃进-大饥荒的起源做了一些历史性追溯，发现它其实是自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粮食政策——的延续...

2003年的时候，我偶然在一个地主庄园里面听说，有一个地主的妻子，她被4个民兵晚上凌辱之后，用一个铁条从她下身穿进去，导致她子宫破裂，流血而死。这件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很激动，也很愤怒，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揭露出来，把真相揭露出来。所以我从那天起就开始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