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不久，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提问，问到因“六四”被捕的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您应该明白这张图片的意思吧？！绰号百鸡王周永康旁边的这两位当然都不是其妻子。这里我不得不点点几个中共政治局要员，不是我想把他们拿出来晒晒，而是因为他们不但折腾自己的下体，而且对别人的下体尤为独钟。他们有一个算一个，不但折腾女性，对同性下体的妒忌也不亚于对异...

今天，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媒介，不断地向我们渗透：一切坏事，都是美国等西方霸权势力干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一切坏事都是污蔑别人的人干的！！！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 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戈贝尔控制下的宣传部大肆煽动民族情绪，宣扬日耳曼德意志至上思想，极度排外，谁赢了德国谁就是和德国人民作对，完全把奥林匹克精神消失干净，把金牌与德国的强大绑在一起，把德国和纳粹党绑在一起。

大跃进失败以后，刘少奇就和邓小平进入中央的一线进行指挥，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作为交换条件，他们继续加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造成的结果是民间只认毛泽东，不认其他中共领导人。这就为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造刘少奇的反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刘少奇他的前半生所做的事情，他实际上是自己的掘墓人。

33年前，烧死200多人的大兴安岭大火发生后，历经30多天的实地调查后，《中国青年报》用了一整版刊登了调查特稿《红色的警告》，报道的最后写道：“我认为这场灾难主要是人祸。”没想到33年后，这场堪称灾难性的大火，居然被90后自媒体人挖出来，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长文说这是“中国灭森林大火”的伟大胜利，取名叫《没有澳大利亚的大火，我都不知道33年前的中国那么牛逼》。

陈云仔细评估后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如果作战时间很短，苏联插手中越战争的机会极少。

余英时不回中共治下的故土，中共却不放弃统战，余先生被逼急了，不得不明说：“我没有乡愁。”“如果中共放弃一党专制，我马上去。”作家羽戈讲得好：故乡不是指出生地，而指归属地，归属不是指血缘，而指自由。故乡与他乡之争不过浮云。

在一些人热衷于为文革招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呼唤与恢复大学之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大学之道”的真正精髓。如果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遭到湮灭或阉割，大学的校园再美，楼馆再高，设施再好，也没有了魂魄。

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特需供应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

一我的故乡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宝地。如果说成都市在自然景观上还有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没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点缀。但你如果走出旧城的老西门外，穿过石灰街，走完南巷子，就会在你眼前出...

巴金逝世的第二天,我和妻子一早就赶往现代文学馆——这时瞻仰大厅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戴着一朵白花又执着一朵白花,含泪望着巴老那微微侧昂,四目澄澈,笑容灿烂得有点天真的遗容——昨天起就该叫遗容了啊——深深地鞠下躬去：一鞠躬是庆幸一个为别人卧床十年的世纪老人终...

1959年-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

齐奥塞斯库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神”，一个自以为永远不可受到侵犯的“神”。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一样，齐奥塞斯库的头顶上也堆砌着不可胜数的光环：“人类的星辰”、“喀尔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掌握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答案的领导人”、“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

据太子党说，当年在邓小平家里江泽民管刘晓庆叫晓庆妹妹，而刘晓庆装糊涂，管老江叫江叔叔，江碰了一鼻子灰，从此种下祸根；江泽民初到邓小平家时一脸谦逊地向大明星刘晓庆讨教电影艺术，后来地位巩固了，对于刘晓庆以前拿他开玩笑的事情就进行报复，把她关起来，所有房产给卖...

当年，面对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然而，在今日中国，不要说为半个世纪前的几千万死者立碑，就连大饥荒本身都还是禁忌，杨继绳的巨著也只能在香港出版。

1976年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有两个，一是全县人民或穿白衣或着黑衫，以各种各样的哭泣姿态，列九曲十八弯的长队，人山人海地到县城的电影院凭吊纪念毛泽东；二是学校斗争会上一个女孩子惊惧痛苦而强作镇静的脸——毛泽东逝世时就是她的爸爸没有哭。

胡耀邦秘书陈维仁提到康生时说：康生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中共党内最大的“棍子”。据陈维仁回忆，每当提起康生，胡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

中共当局对一名50年前被枪杀的年轻女性竟然如此恐惧，看似不合理性，但却是十分合乎逻辑。借用圣经的语言，她虽然死了，仍旧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