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上和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

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兴和他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二○○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

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他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境。

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大会，被捕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展示了满身的伤痕。愤怒的士兵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结果不难想像。刘敌等二十军约七、八百名军官以及原江西省行委领导先后被害，由于当时弹药奇缺，这些人大多或是被刀砍死，或是被棍棒打死，或是被活埋的。

三十年代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由德国摄影家Hedda Morrison（赫达·莫里逊）拍摄。

灯塔公社一营二连连长和指导员还是不爽。一些妇女声称："月经期不稳"，经常和干部们吵吵闹闹要求请假。连长和指导员专门咂摸了好多天，终于开了窍：来没来月经，一查就知道嘛！这两个家伙，为找到"加强共产主义劳动制度的新创举而兴高采烈。当晚，二人在连部干部小灶炒菜加餐，饮酒庆贺。

中共怪事：内战死亡人数不确；抗美援朝死亡人数不确；大饥荒死亡人数不确；文革武斗死亡人数不确；坦赞铁路工程死亡人数不确；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不确；郑州大洪水死亡人数不确；南京大屠杀——确认30万？！

1947年3月，国民政府命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当时，胡宗南得到了一样新鲜东西——美国最新无线电台测向设备。用这个设备可以查到中共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或者中共中央所在地。谁曾料想，胡宗南自己的机要秘书，他最信任的身边人熊向晖，是地下党。于是中共什么都知道了，连续...

据国府1946年的资料，抗战爆发后，自1939年4月至1944年10月，中共杀害中国抗日军人计26834人，且资料中说明，军事行动中之集体残杀人数远较此为多，均未列入——这只是极不完全的少部分统计，但由此可确证，共党在中日战争中杀害中国抗日军人远多于其消灭的日本军人，从这一角度而言，对中共并没有所谓“抗日战争”。

文革中的隔离审查，那个是非常绝望的。你想想看，你突然失去了阳光，你突然失去了空间，你突然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你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在里面也想过自杀，但是没办法， 毛泽东搞公私合营，他一下子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产业全部给掠夺过去了。最近习*近*平搞的对那些民营企业的掠夺，讲来讲去还是毛泽东那些东西。只要你在中国共产党的框架内搞这些专制，你都逃不过毛泽东原来那些东西。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中华大地冒出一个新的政权机构名称——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最早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造反夺权鼓捣出来的，据说最初起名上海人民公社，未获得毛泽东主席首肯。此后，伟大领袖发出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才如雨...

我是1960年出生的，小时候妈妈和大人们都说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生的小孩，最可怜了！当时粮食紧缺，有钱也买不了食物。大人都缺少食物，妈妈自然就没有奶水喂我,说我是喝米汤喂养大的。记得我11岁左右妈妈每天给我一角钱，让我每晚到牛奶店喝一碗牛奶，连续喝了3、...

中共窃政之前，为了“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的成功，曾不惜手段煽动中国境内的各边疆民族、甚至是大陆的少数民族起义、暴动、直至独立“建国”，甚至希望中国境内幅员辽阔的藏、蒙、维等民族都能够脱离中国，然后再加入到苏联之内……。

1948年11月，谭震林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作为一名淮海战役的高级指挥员，谭对邓小平的“我有淮海”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后来专门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作了报告，针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的“我有淮海”，谭震林十分气愤地说了八个字：“贪天之功，无耻之尤。”

可直到此时，还有市民问我：“大夫，这伤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吗？”我对着他们那困惑的眼睛不知该讲什么？死伤的人就在面前，但他们仍然对政府抱着希望，他们仍然不愿相信人民的子弟兵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看着我满身满手的鲜血，我只想向那苍天呼唤，天底下怎会有这样的政府？怎会有这样的子弟兵？

严家伟现在也不明白反对分裂外蒙，就算是“反动言论”，又怎么和“国民党要打回来”挂上了钩？后来他多次在报上看见，台湾国民党代表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把外蒙挡在联合国门外，那时报上说国民党代表是在联合国“捣乱”，但严家伟却认为这才是民族大义，可嘉可敬。直到今天，那些“反帝”、反台独的英雄，好像从来就不知外蒙比台湾更早就是中国的国土似的。

我虽然是文革中出生，在文革中度过童年，但是对文革不像上一代人那样身临其境，所以对文革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文革当事人所写的回忆录才略知一二，随着时间流逝，也很少有人再谈起文革，最近看到央视热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又唤起了我对十年文革的关注。文革虽然已经...

邓小平虽然老谋深算，但是这次却栽在小辈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身上，中了两人的阴谋诡计。从此以后，亲密无间的邓、杨两家断绝了来往，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残酷内斗中付之东流。事实上，邓小平砍掉胡耀邦、赵紫阳、杨氏兄弟后，等于是自毁长城，在党内和军队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

山河秀美、物产丰饶的荥经，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却沦入家家见浮肿、户户有死尸、村村断炊烟，哀鸿遍地、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即使在死人过千万的四川，荥经惨案也成为震动全省的典型案件！ 烧饼歌,拆字谜,满清皇帝,慈禧太后,璀璨中华文化 就在这万民垂亡之际，荥经县又发生了当时举国罕见的武装抢夺国库，开仓放粮，救济饥民的所谓“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成为当年罕见的政治事件！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